王文珍：湖南地方黨史的基本脈絡及特色內容
學習了解湖南地方黨史，既要把握基本脈絡、主要線索，也要掌握重要事件、特色內容。湖南黨組織是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毛澤東親手創建的，至今走過了94年的旅程，黨在湖南領導人民開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在開辟革命道路、探索建設途徑、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進程中，取得了輝煌成就，譜寫了壯麗篇章。黨的組織不斷發展壯大，黨員人數由一大時的20余名發展到今天的384萬。特別是涌現了以一代偉人毛澤東為代表的大批三湘杰出人物，為建黨、建軍、建國、強國創立了重要功勛。90多年的湖南地方黨史內容太豐富，只能按照黨史的歷史分期分三大段簡要作些介紹。
一、艱苦卓絕、輝煌燦爛――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湖南黨史(1920-1949)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湖南黨史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著特別重要地位。湖南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是毛澤東思想的發源地，也是人民軍隊的揺籃。從1920年11月毛澤東等在長沙創建共產黨早期組織到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的近30年間，湖南黨組織領導人民同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資本主義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為探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付出了巨大犧牲，作出了重大貢獻。民主革命時期，湖南犧牲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上百萬，英名在冊的烈士15萬，已查明的烈士20萬，新中國成立前共有19位省委書記，其中10位省委書記(夏曦、郭亮、林蔚、彭公達、王一飛、賀昌、楊福濤、蔣長卿、徐少保、任作民)為革命犧牲。
按照中共黨史的歷史分期，這一時期湖南黨史分為五個階段：1920年11月共產黨湖南早期組織建立至1923年6月中共三大，為建黨時期；1923年6月中共三大至1927年7月寧漢合流國共合作破裂，為大革命時期；1927年8月南昌起義至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為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1945年8月抗戰勝利至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為解放戰爭時期。
在各個歷史階段，湖南發生了一系列影響全國的重大歷史事件。
1、黨的創建時期
1920年11月，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創建了共產黨早期組織。黨的一大后，毛澤東主持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全力領導工人運動，書寫了中國共產黨創建史上的光輝一頁。
成立新民學會。1918年4月14日，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等進步青年在長沙岳麓山下成立新民學會，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宗旨，成為湖南五四運動時期革命群眾斗爭的組織者和中堅力量。新民學會實施“向外發展”與“國內研究”并重，由蔡和森帶頭“向外發展”，毛澤東領銜“國內研究”，孕育了一批馬克思主義者，為創建共產黨早期組織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準備。78名會員中，先后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有37人，18個留法勤工儉學的會員中有共產黨員11人。1936年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中，稱新民學會“對中國的事情和命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在湖南廣泛傳播。1919年5月爆發的五四運動，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湖南學生積極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并于28日成立湖南學生聯合會；7月14日，毛澤東主編的湖南學聯機關刊《湘江評論》創刊，立即成為宣傳新思想新文化的一面旗幟；1919年12月至1920年6月，開展了聲勢浩大的驅逐軍閥張敬堯的斗爭并取得勝利；1920年8月，毛澤東、易禮容等創辦文化書社，以“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新書報雜志”，傳播馬克思主義；同月，毛澤東、彭璜等發起組織俄羅斯研究會；11月21日，在毛澤東等人幫助下，黃愛、龐人銓組織湖南勞工會。同時，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等，通過書信向湖南介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唯物史觀和列寧建黨學說。為促進馬克思主義與湖南工人運動相結合，毛澤東等深入工廠調查，開展工人教育、平民教育，從政治上發動組織工人、市民，醞釀組織湖南自治運動。經過嚴酷政治現實的教育和革命實踐的鍛煉，湖南大批先進分子樹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為創建中國共產黨湖南早期組織、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創造了條件。
中共湖南早期組織的創建。1920年春，李大釗、陳獨秀開始探討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同年夏，為發動驅張運動，毛澤東到北京、上海，與李大釗、陳獨秀等建立了密切聯系?；叵婧?，應陳獨秀之約開始籌劃在湖南建黨。1920年10月，毛澤東在湖南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發展陳子博、彭平之、劉少奇等入團。11月，毛澤東、何叔衡、彭璜、賀民范等6人在建黨文件上簽名，秘密創建了中國共產黨湖南早期組織。這是國內和海外8個中共早期組織之一。1921年7月，毛澤東和何叔衡代表湖南早期黨組織，出席了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參與正式創建中國共產黨。10月10日，又稱雙十節，毛澤東主持建立了全國第一個省級黨組織——中共湖南支部，并任書記。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后，創辦湖南自修大學，為黨培訓干部(這是中國共產黨建立后創辦的第一所干部學校，被譽為湖南“革命策源地”)；深入工礦調查研究，發展黨的基層組織，先后建立了湘區第一個產業工人支部——中共安源支部，以及中共長沙、衡陽支部，至1922年5月，有黨員30余人，人數居全國第3位，按照中央規定，成立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簡稱湘區委)，毛澤東任書記。1923年4月，毛澤東調黨中央工作，李維漢接任書記。1925年10月稱中共湖南區委；1927年黨的五大后稱湖南省委，夏曦任書記。中共湖南地方組織的成立，使湖南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有了堅強領導核心。在建黨和大革命時期，湖南黨組織是全黨領導得力、組織嚴密、工作出色的地方組織，黨的二大、三大上均受到總書記陳獨秀的肯定和表揚。
領導湘區第一次工運高潮。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后，從湖南實際出發，全力領導工人運動。1921年11月組建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作為公開領導湖南工人運動的機構。1922年9月起，粵漢鐵路、安源路礦、長沙泥木、人力、織造、泥木、理發、筆業及水口山礦等工人罷工相繼爆發，掀起了湘區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9月14日，由毛澤東、李立三、劉少奇等發動領導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是黨第一次獨立領導并取得全勝的工人斗爭，產生了全國性影響。11月，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成立，毛澤東任總干事，郭亮任副總干事，領導了24個工團，4萬會員。1923年春全國工運轉入低潮后，湖南工人運動仍在向前發展，并與反帝反軍閥斗爭以及農民運動結合，顯示出工運發展的新趨勢。陳獨秀在中共三大報告中說：“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
2、大革命時期
1923年6月黨的三大決定與國民黨進行合作。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共湖南地方組織積極貫徹中央決定，幫助國民黨在湖南建立各級組織，動員民眾支援北伐，開展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的斗爭，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農村大革命高潮。湖南黨組織在大革命洪流中獲得大發展，到1927年5月，全省黨員達2萬多人，黨的組織發展到60個縣，建立了31個地方執行委員會或縣委，是當時全國黨員人數最多、分布最廣的省區。
實現湖南第一次國共合作。1923年夏曦、劉少奇赴上海經林伯渠介紹參加國民黨后，又受國民黨中央派遣回湘籌組國民黨地方組織。9月，毛澤東以中國國民黨總部派赴湖南的籌備員身份，與夏曦籌組國民黨湖南總支部。1924年8月，國民黨湖南臨時省黨部成立。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共產黨員均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湘區共產黨員100%，青年團員80%加入了國民黨，在國民黨基層組織發展中起了決定作用。1925年5月，正式建立了以共產黨員為主體的國民黨省黨部。到1927年5月馬日事變前，全省國民黨黨員發展到16萬人。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在湖南的形成，為湖南工農運動的發展和大革命的高漲創造了條件。從此，中共湖南區委與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積極配合，掀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群眾運動高潮。
發動民眾支援北伐。湖南是國民革命軍從廣東出發北伐后的第一個戰場，也是北伐的重要戰場。從1926年5月以葉挺獨立團為主體的北伐先遣隊提前入湘，到7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進軍湖南，不到兩個月時間，北伐軍連戰皆捷，先后攻占醴陵、長沙、平江、岳陽等城鎮，將軍閥勢力驅逐出湖南。中共湖南區委動員工農群眾和各界力量，采取各種方式，從人力、物力、財力等各個方面支援北伐戰爭，為北伐的勝利進軍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推動了湖南工農運動的高漲。
形成全國農村大革命中心。1923年9月，共產黨員劉東軒、謝懷德、雷晉乾建立的岳北農工會，會員發展到10萬人，成為全省最早的農會。1924年9月，參加過株洲轉運局工人補習學校學習并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農民易春庭、汪先宗等，在家鄉湘潭縣東一區八疊鄉(今株洲縣曲尺鄉)建立了全省最早的農村黨史支部之一。1925年上半年，毛澤東回韶山從主辦農民夜校入手，組織農民協會，建立了最早農村黨支部之一，取得了領導農民運動的寶貴經驗。1926年6月，毛澤東在廣州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第六期，湖南學員30人，第五期湖南43人。1926年9月后，以湖南為中心的全國農村大革命高潮開始興起。12月1日，湖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和農民代表大會在長沙同時召開。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毛澤東，應邀回湘出席大會并指導工作。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澤東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農民運動，發表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駁斥了黨內外非難農民運動的謬論，論述了農民問題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解決農民問題的理論策略。在毛澤東的指導和中共湖南區委的領導下，到1927年5月，全省農會會員達到600萬人，居全國第一位，農民運動進入到開展土地革命、籌建基層民主自治政權等斗爭的新階段。
毛澤東提出“上山”思想。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5月21日，長沙發生鎮壓革命的馬日事變。馬日事變前后，湖南各地先后發生屠殺共產黨人和工會、農協干部的慘案。兩個月內，全省犧牲者2萬余人，被捕者5000余人，被迫逃亡者1萬余人。在大革命危急關頭，毛澤東提出了保存工農武裝、堅持武裝斗爭的“上山”思想。6月下旬，奉命擔任湖南省委書記，主持制定省委工作計劃，對各地工農武裝作出“上山”安排。7月底，受中央委托，起草了《湘南運動大綱》。毛澤東的“上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探索農村革命道路的萌芽，為中共中央及湖南省委制定秋收暴動計劃作了積極準備，也為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進軍井岡山作了理論鋪墊。
3、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大革命失敗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湖南共產黨人，發動武裝起義，創建工農紅軍，建立發展農村革命根據地，為開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從理論到實踐進行了艱辛探索，作出了杰出貢獻。留在白區的黨組織和共產黨員，不畏險惡，堅持斗爭，一批黨的優秀干部英勇犧牲。湖南是紅軍長征經過的重要省份之一, 三支紅軍在湖南走過了艱難歷程，寫下了壯麗篇章。紅軍長征后，留在各根據地的黨組織和紅軍游擊隊，堅持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為黨保存了一批重要武裝力量。
秋收起義、文家市轉兵和中國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立。1927年8月1日，共產黨領導了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澤東在會上第一次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并和彭公達奉命回湖南改組省委，領導秋收起義。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起義失利后，毛澤東果斷決定停止執行攻打長沙計劃，9月19日在瀏陽文家市里仁學校主持召開前委會議，決定將起義軍向南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在毛澤東率領下，起義部隊沿湘贛邊界山區向湘南進軍，最后上了井岡山，開辟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秋收起義第一次打出共產黨的旗號，首創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文家市轉兵，率先從實踐上突破了城市為中心的革命模式，為黨找到了一條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的正確途徑。毛澤東在領導創建和發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斗爭中，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進行了一系列開創性工作，創造了許多第一：在酃縣(炎陵縣)水口第一次把支部建在連上；在茶陵第一次建立縣級工農兵政府；在桂東沙田第一次正式頒布“三大紀律六項注意”軍規。
湘南起義、桑植起義、平江起義和湖南邊區各革命根據地的建立。繼秋收起義之后，湖南黨組織又組織了三次大起義，對推動全國武裝斗爭，創建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產生了重大影響。1928年1月，朱德、陳毅和湘南特委領導湘南起義，波及湘南地區20余個縣，參加群眾上百萬，成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組建3個農軍師和2個獨立團，建立8個縣蘇維埃政府，后與秋收起義部隊會師井岡山，建立工農紅軍第四軍，開創了井岡山斗爭的新局面。1928年4月，賀龍、周逸群和湘西北特委領導桑植起義，建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后來改稱紅二軍，開辟了湘鄂邊根據地，為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奠定了基礎。1928年7月，湘鄂贛特委書記滕代遠和湘軍獨立第五師共產黨員彭德懷、黃公略等領導發動了平江起義，成立了工農紅軍第五軍，逐步開辟了以平江、瀏陽為中心的湘鄂贛革命根據地。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進軍贛南閩西，開辟了新的根據地即中央革命根據地后，湘贛邊界各縣黨組織堅持斗爭，湘東地區建立湘東特委、湘東蘇維埃政府湘東獨立師，逐步恢復發展了工農武裝割據局面。1931年7月，在湘東、贛西地區革命斗爭不斷發展的基礎上，創建了湘贛革命根據地。
組建四個主力軍團、紅軍攻打長沙和紅一方面軍成立。1930年6月，在贛西南、閩西地區活動的紅四軍與紅六軍(后稱紅三軍)、紅十二軍合編組成紅一軍團，共2萬余人，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前委書記和總政委；在湘鄂贛地區活動的紅五軍、紅八軍組成紅三軍團，共1萬余人，彭德懷任軍團總指揮兼前委書記，滕代遠任總政委。7月27日，紅三軍團乘虛攻占省會長沙，成立湖南省蘇維埃政府，取得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攻占唯一省城的勝利，對全國革命運動影響巨大。8月20日，紅一軍團為支援紅三軍團攻打長沙，由贛西向湖南進軍，在瀏陽文家市全殲敵人一個整旅。8月23日，紅一軍團與紅三軍團在瀏陽永和會師，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委兼前委書記，彭德懷任副總司令，滕代遠任副總政委。當時紅一方面軍轄2個軍團8個軍，近4萬人。隨即向長沙進軍，執行中央關于再打長沙的命令。久攻不克之下，紅軍從長沙撤圍， 9月13日，毛澤東在株洲主持召開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會議，作出放棄攻打長沙，進擊湘東、贛西廣大地區的決策。株洲轉兵，體現了毛澤東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在軍事行動上擺脫了冒險進攻大城市的“左”傾錯誤，為黨和紅軍進一步發展革命形勢、創建中央蘇區開辟了道路。1930年7月，賀龍領導的紅二軍與洪湖地區的紅六軍在湖北公安會合，組建紅二軍團，正式形成了統一的湘鄂西革命根據地。1931年10月以湘東紅軍獨立師為基礎組建的紅八軍，成為湘贛蘇區的主力紅軍，為發展鞏固蘇區、支援中央蘇區反“圍剿”斗爭發揮了重要作用，1933年6月改編為紅十七師，與湘鄂贛地區紅十六軍改編的紅十六師組成紅六軍團。1934年10月，任弼時等率領紅六軍團與賀龍等率領的紅二軍團在湘西會合，發動武裝攻勢，成功開辟了以永順、大庸、龍山、桑植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牽制敵人10多個師的兵力，紅二、六軍團發展到 4個師12個團，約2萬人，在長征途中組成紅軍三大主力之一的紅二方面軍。
三支紅軍長征在湖南和通道轉兵。1934年8月，任弼時、蕭克、王震率紅六軍團奉命西征，執行長征先遣任務，桂東寨前誓師，會合賀龍等領導的紅二軍團，落腳湘西，開辟新區，策應和支援中央紅軍長征。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長征入湘，8萬大軍從江西經廣東進至湘南，連續突破敵人封鎖線，血戰湘江，保存了3萬多紅軍，面對國民黨軍隊布下的羅網，毛澤東力主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去。12月12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負責人在通道召開緊急會議，采納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實施通道轉兵，從湘西南進入黔東南，有效避免了紅軍北上湘西可能遭受的毀滅命運，為黨和紅軍的長征開辟了一條新的生路。1935年11月，任弼時、賀龍率紅二、六軍團從桑植誓師長征，挺進湘中，宣傳抗日，由湘入黔，奔赴西北，最終實現全國紅軍大會師。工農紅軍三支部隊長征經過湖南46個縣、市的廣大地區，宣傳了革命思想，創造了英雄業績。湖南人民不怕危險支援紅軍長征，付出了重大犧牲。
4、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共湖南地方組織積極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湖南的建立，堅持三年游擊戰爭的湘鄂贛、湘贛和湘南的紅軍游擊隊，改編新四軍開赴抗日前線；八路軍駐湘通訊處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大批文化界中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云集長沙，建立抗日團體、創辦救亡刊物，推進湖南在抗戰初期形成了抗日救亡的高潮。自1938年11月日軍占領岳陽之后，在長達7年的中日軍隊拉鋸戰期間，湖南軍民用鮮血和生命抗敵御侮。中共湖南地方組織一方面在淪陷區領導人民開展游擊戰爭，開辟了石公華等敵后抗日根據地；另一方面從團結抗戰的大局出發，在國民黨統治區同反共逆流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并適時精簡、整頓組織，撤退黨員干部，保存了黨的組織和革命力量，為以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建立八路軍駐湘通迅處，恢復發展黨的組織?？箲鹑姹l時，中共湖南地方組織的基礎相當薄弱。1937年11月，任作民受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和中共湖北省工委委派，回湘開展黨的工作，于年底建立湖南特委，并任書記。12月下旬，中央派高文華等人到湖南工作。1938年1月16日，由高文華、任作民、郭光洲組成的省工委在長沙秘密建立。1938年7月，省工委改為省委。到10月，建立了長沙市委、南(縣)華(容)安(鄉)石(首)公(安)工委、常德中心縣委、湘西工委等，全省共有17個縣委、10個縣工委、5個特區委、特支或總支，黨員達3000多人。1937年12月9日，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高級參議、駐湘代表徐特立，上校主任王凌波，抵達長沙，正式建立八路軍駐湘通訊處。通訊處對外是八路軍的駐湘機構，重點做統一戰線工作；對內則是共產黨的工作機關，為恢復和發展湖南的黨組織做了大量工作。
掀起抗日救亡運動高潮。從全面抗戰爆發到1938年10月武漢淪陷這一段時間，中共湖南地方組織和八路軍駐湘通訊處認真貫徹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與態度開明的國民黨省主席張治中建立了比較融洽的合作關系，在湖南營造了團結抗戰的政治環境，出現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特點是報刊雜志多、救亡團體多、參軍參戰踴躍和文化界抗日聲勢浩大。當時，僅在長沙市內，黨組織直接掌握或影響的有《觀察日報》、《抗戰日報》等30多種報刊?？谷站韧鰣F體以湖南文化界抗敵后援會(簡稱文抗會)影響最大，會員發展到1000多人，直接領導的抗日團體僅長沙一地就有35個。一批著名文化人如呂振羽、田漢、茅盾、翦伯贊、黎澍、張天翼、蔣牧良等薈集長沙，著書立說，宣傳抗日救亡。1938年9月湖南省委通過統戰關系在武岡縣創辦的塘田戰時講學院，為抗戰輸送了大批急需的人才，被譽為“南方的抗大”。
周恩來、葉劍英在湘指導團結抗戰和湖南黨組織轉變斗爭策略。1938年10月，武漢、廣州相繼淪陷，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湖南成了中國抗日正面戰場的重要地區。薛岳取代張治中主政湖南，加緊對湖南中共各級組織打壓破壞，湖南團結抗戰局面發生了逆轉。從武漢撤退到長沙的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和中共長江局軍事部長、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等領導人，為堅持團結抗戰做了大量工作，組織長沙大火救災，舉辦同共合作的南岳游擊干部培訓班。1939年6月國民黨頑固派制造了震驚中外的“平江慘案”，形勢日趨惡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指示，貫徹執行“十六字”方針，分批撤退暴露了的黨員干部去延安或新四軍；對沒有暴露的黨員干部進行調整，以社會職業為掩護，開展黨的工作；黨的工作由半公開狀態轉入秘密狀態。八路軍駐湘通訊處撤往桂林。黨的組織進行了精簡，到1942年12月，省委改為省工委，由周里、張春林、劉鼎3人負責，全省只有黨員600余人。
八路軍南下支隊轉戰湖南。1944年6-8月日軍大舉進攻湖南，全省大部分地區淪陷后，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戰略部署，王震、王首道率三五九旅主力組成南下支隊挺進湖南，自1945年3月23日進軍平江沙鋪里至8月17日到達桂東，突破國民黨軍的重圍，直入江西崇義、廣東南雄。日本投降后，南下支隊奉命北返，留下周里、張春林、劉亞球、谷子元等人開展地下斗爭。南下支隊在平江等縣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開辟了湘陰抗日游擊根據地，與日偽頑軍進行了數十次激烈戰斗，有力地鼓舞了湖南人民抗日斗爭，也為日后湖南黨組織的恢復發展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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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解放戰爭時期
抗戰勝利后，中共湖南省工委積極開展國統區愛國民主運動，配合人民解放戰爭開辟第二條戰線，大力開展農村武裝斗爭。在解放戰爭順利向前發展的形勢下，按照中央指示精神，省工委積極開展爭取國民黨愛國將領程潛、陳明仁的統戰工作，促成了湖南的和平解放。
開辟第二條戰線，開展農村武裝斗爭。根據中共中央的總方針和抗戰勝利后湖南的政治經濟形勢，省工委確定的工作方針是：重新進入城市，到工人、學生中去建立工作基礎，發動和領導城市民主運動；同時繼續抓好農村工作，并在全省范圍內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至1949年6月，全省建立了5個地工委，在26個縣、71個區有黨的組織，共有黨員7000余名。在各級黨組織領導下，發動和組織工人、農民、學生和各階層群眾，掀起了爭取和平民主的斗爭浪潮。在城市，爆發了以學生為主體、以“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為主要內容的愛國民主運動；農村則開展了“反對征兵、征糧、征稅”的“三抗”斗爭。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進展，中共湖南省工委派出領導骨干分赴各地農村，醞釀和發動武裝斗爭。1949年5月初，省工委在長沙召開有各地黨組織負責人參加的武裝工作會議，決定加強武裝斗爭，成立“湖南人民解放總隊”，對全省武裝力量實行統一建制，統一領導。到8月，湖南黨組織領導的游擊武裝發展到3萬多人，省外黨組織領導的游擊武裝約4000多人。積極配合人民解放軍在湖南的進軍，解放了一些縣城，為湖南的解放作出了貢獻。
爭取程潛、陳明仁起義和湖南和平解放。1949年8月4日，在毛澤東統一戰線思想和“極力爭取程潛用和平方法解決湖南問題”方針指導下，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戰略決戰勝利的形勢下，中共華中局、第四野戰軍和中共湖南省委、中共湖南省工委多方積極爭取，國民黨愛國將領程潛、陳明仁審時度勢，深明大義，毅然接受中國共產黨八項和平主張，與國民黨反動政府決裂，在長沙通電起義。8月5日，人民解放軍進入省會長沙，湖南宣告和平解放。8月25日，新華社發表經毛澤東親自修改的時評《湖南起義的意義》，對程潛、陳明仁起義和湖南和平解放給予高度評價。湖南和平解放，創造了北平和平解放之后的“長沙方式”，使湖南人民免遭一場戰爭浩劫，給予國民黨反動政權以沉重打擊，對于大西南的和平解放和全國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以及新湖南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衡寶戰役和全省解放。程潛、陳明仁率部起義后，湖南省尚有三分之二左右的地區尚未解放。1949年9月13日至10月16日，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兵團和第二野戰軍第四、五兵團共54萬人，在湖南的衡陽、寶慶(今邵陽)地區發起歷時33天的衡寶戰役，在湖南各級中共組織及其領導下的游擊武裝與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配合下，殲滅國民黨軍4.7萬余人，解放了湘南、湘西大片土地，控制了粵漢、湘桂鐵路的湖南段，為進軍廣西，全殲白崇禧集團，解放華南、西南諸省，創造了有利的政治、軍事形勢。至1950年10月綏寧縣解放，湖南77個縣市全部獲得解放。
二、勵精圖治、艱苦創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湖南黨史(1949-1978)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開始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對這段歷史怎么看，按照中央黨史研究室專家說法：成績偉大，問題不少，經驗豐富，教訓深刻，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從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至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29年間，召開了4次省黨代會(1956年6月、1960年3月、1970年11月、1977年10月)，歷屆省委及各級黨組織團結帶領全省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努力建設新湖南，不僅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完成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而且恢復發展了國民經濟，開展了有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為湖南的長遠發展和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當然，艱辛的探索，曲折中進步，也留下了需要記取的經驗教訓。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將1949-1978年的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1949年10月至1956年9月，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實現；1956年9月至1966年5月，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展開和對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艱辛探索；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為“文化大革命”的內亂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覆滅；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為在緋徊中前進和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我們編寫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湖南歷史》第二卷先于《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出版，分5個階段設編，主要是將第一階段分成“前三后四”兩個階段；201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湖南簡史》則采用三個階段劃分，沒有把“文革”結束后兩年單獨分一個階段，而是作為實現歷史偉大轉折的一部分內容。
1、新中國建立后的前七年
1949—1956年的歷史，是建國以來發展最好的時期之一。主要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基本評價是：“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黨確定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取得的勝利是輝煌的。”湖南省委和各級黨組織致力于接管建政，恢復發展國民經濟，加強執政黨建設，實施“一五”計劃，完成三大改造，建立起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制度。社會主義的新湖南顯現出勃勃生機。
開展接管建政和民主政治建設。1948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從老解放區抽調53000名干部隨軍南下，到新解放的南方各省開展接管建政工作。隨軍南下到湖南的干部，主要來自山東、山西、河北、河南、東北等老解放區和新近解放的北京、天津兩市，約14500人。1949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組建中共湖南省委員會(簡稱南下省委)。4、5月間，在河南開封正式組建領導機關。8月11日，南下省委進入長沙市。8月20日，南下省委與堅持地下斗爭的湖南省工委合并，成立新的中共湖南省委，黃克誠任書記(1952年9月，黃克誠調中央工作，由金明任書記。1953年11月，金明調中央工作，周小舟任省委書記)。針對湖南和平解放的特點，湖南省委對地方政權機構采取了逐步改組的和平接管方針，即與原軍政當局認真協商與有步驟地接管。8月29日，湖南人民軍政委員會成立，程潛任主任。9月1日，湖南省政府改稱湖南臨時省政府，陳明仁任主席。在蕭勁光為主任的長沙市軍事管制委員會領導下，對舊省政府的廳、處及高等法院、警察局、銀行、郵電局、公路局等機構部門和官僚資本企業及湖南大學等單位進行了接管。1950年4月，經中央人民政府批準，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王首道任主席。由于采取了和平接管方針，避免了社會大動蕩，最大限度地減少了人員傷亡以及國家和人民的財產損失。8月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湖南軍區成立，蕭勁光任司令員，黃克誠任政治委員。為推動民主政治建設，1950年10月15日，湖南省首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長沙召開，會議代行湖南省人民代表大會職權。1954年3月，具有歷史意義的湖南第一次普選工作在全省9市86縣15624個基層單位全面鋪開。8月10日至14日，湖南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長沙召開，開啟了湖南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發展的新歷程。
剿匪反霸鎮反，支援抗美援朝。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和湖南軍區動員地方武裝和民兵配合野戰部隊，從1949年冬至1952年夏，用兩年多時間，共消滅土匪武裝20余萬人，其中湘西土匪10余萬人，徹底剿滅了危害湖南的匪患。省委在反霸、減租、退押、清查地方武裝和對待地主富農、工商業等問題上，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政策，有步驟地進行消滅封建勢力與經濟剝削的斗爭，鞏固了人民政權，穩定了社會秩序，保障了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的正常開展。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湖南省委聯合湖南各民主黨派及抗美援朝湖南分會，向全省人民和軍隊發出號召，要求用積極的行動支援抗美援朝。全省共有動員26萬余人參軍，籌措了大批軍需物資支援前線作戰。
進行土地改革和新民主主義性質的其他改革。1950年6月，中央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湖南省委和省政府制訂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湖南省實施細則》，有領導、有組織、有步驟地在全省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徹底摧毀了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度，實現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經過土地改革，地主階級作為封建剝削階級被消滅了，廣大農民翻身成為土地的主人，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迅速恢復和發展，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根本好轉，為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恢復發展經濟，實施“一五”計劃。湖南和平解放后，湖南省委從實際出發，執行黨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措施。采取“自上而下移交”的和平接管方式，接管了工礦、農林、水利、交通、貿易、金融、郵政等官僚資本企業200多家。同時，對官僚資本企業進行必要改造，把官僚資本所有制的經濟變為人民民主國家的國營經濟，為全省統一財政、平衡物價、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奠定了基礎。隨后，省委以解決湖南人民吃飯問題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打擊投機資本，穩定物價，統一財經工作，調整工商業，大力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與工業、交通運輸業。經過三年艱苦奮斗，湖南國民經濟獲得恢復和發展，為新湖南的初創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條件。1953年，按照黨中央制定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湖南黨組織和人民努力貫徹國家“一五”計劃，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確定的156個重點建設項目中安排了7個項目在湖南，全國694個限額以上的大中型建設項目中安排了38個在湖南。到1957年，湖南“一五”計劃提前超額完成，國民經濟和社會事業的發展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全省工業總產值達18.19億元；株洲等新型工業城市崛起，湖南的工業基礎和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
完成三大改造，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1953年至1956年，湖南省委領導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三大改造的重點、中心。1953年，湖南試辦25個初級農業社，衡山縣康菊英農業社成為全省第一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1954年2月24日，湖南省第一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湘陰縣“洞庭圍高級社”創辦。至1956年10月實現全省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具體作法是：典型試辦，以點帶面，逐步推廣，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發展一批，鞏固一批。對民族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政策，利用其對國計民生有利的一面，為全省經濟的恢復發揮作用，限制其消極的一面，打擊投機資本；對私營工商業，主要采取加工定貨、統購包銷等措施，對小商小販，實行經銷代銷等辦法，逐步把私營工商業納入國家計劃軌道。三大改造任務完成后，全民所有制經濟、集體所有制經濟和公私合營經濟成為經濟主體，湖南省同全國一樣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開展整黨整風，加強黨的思想作風建設。新中國建立后，歷屆湖南省委發揚艱苦奮斗、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大力加強執政條件下黨的建設，通過整黨整風、“三反”、“五反”運動等，為建設新湖南提供了堅強的組織保障。解放初期，省委書記黃克誠要求各級干部“要成為全心全意為湖南人民服務的干部”。在省委大力倡導和模范帶動下，廣大干部走出辦公室，下到農村，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赤腳光頭、手拿鋤頭、生產帶頭，被群眾稱之為“三頭干部”。1956年6月26日至7月6日，中國共產黨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長沙舉行，會議選舉產生了中共湖南省第一屆委員會，周小舟任省委第一書記。這次會議的召開，對于奪取全省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面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全面開展，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2、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
1956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標志著中國自己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取得初步的重要成果。湖南各級黨組織積極貫徹黨的八大精神，率領全省人民開始長達10年的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新湖南的探索與實踐。按照黨中央的部署，先后發動組織了反右派、“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反右傾、整風整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貫徹八字方針，進行大規模經濟調整，切實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盡管在探索中發生了一些嚴重失誤，特別是1957年反右派斗爭擴大化、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1959年“反右傾”斗爭，使湖南經濟社會發展遭受嚴重挫折，遲緩了建設步伐。但省委能夠勇于承認并不斷糾正自己的失誤，在探索中前進，在調整中發展，取得了經濟和社會建設的重大基礎性成就。
開展農田建設，大規模興修水利。1956年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后，在省委、省人民委員會(簡稱省人委)領導下，克服嚴重自然災害和“左”傾錯誤影響，進行了持續不斷的大規模農田水利基本建設。1957年至1960年，全省共興建各種水利設施18萬余處，平均每年4.5萬余處。湖南現有大中型水庫，三分之二是3年“大躍進”期間開工興建的，包括9座大型水庫、69座中型水庫。其中1958年興建了蓄水量在1億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庫7座，即黃材、官莊、王家廠、水府廟、黃石、酒埠江和雙牌水庫。興建這些水庫，占了20世紀全省所建大型水庫的60%強，為水利的綜合利用創造了條件，成為全省水利工程的骨干，為農業的穩步增長創造了重要條件，對湖南工農業生產發展具有長期的重要意義。進入60年代以后，湖南省委部署打好洞庭湖區商品糧重點縣的電力排灌網殲滅戰，重點是常德、益陽、岳陽三地區，涉及農田3000萬畝。電力排灌網基本建成，對湖區的農業生產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周小舟湘西之行和初步糾“左”。“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及危害暴露后，從中央到地方逐步從“左”傾錯誤中清醒過來，開始認真進行調查研究。1959年4月29日至5月27日，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到湖南西部地區的15個縣市進行將近一月的調查研究，了解了大量真實情況。5月12日，在慈利縣給省委書記處書記周惠并省委寫了一封信，提出應當進一步縮小生產單位，允許私人養豬和整頓食堂。5月28日，在長沙主持召開湖南省委常委會議，就供給制、公共食堂、人心思定、算賬、住房等12個問題，向省委作了系統匯報。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來農村出現的共產風等“左”傾錯誤提出許多批評。周小舟湘西之行一“信”與一“匯報”，是湖南省委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形成的重要文獻，對于推動省委糾“左”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周小舟等負責人的領導下，對農業、工業、交通、財貿、基建諸方面進一步采取調整措施，使日趨尖銳的緊張狀態迅速得到緩解。
克服嚴重困難，調整國民經濟。面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傾”及自然災害給國民經濟帶來的嚴重困難，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湖南省委和省人委從1960年冬起，在組織全省人民進行生產自救、節約度荒的同時，積極貫徹落實中央的指示，重點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主要包括調整農村生產關系，充實和加強農業戰線；壓縮基本建設規模，調整工業內部關系；精簡職工，壓縮城鎮人口；調整商業和手工業體制，安排活躍市場；逐步進行文化、教育、衛生方面的調整。經過連續5年的調整，取得明顯成效。農業得到全面恢復和發展，工業及其它行業有所收縮和提高，整個工業的總體規模和結構趨于合理，企業的整體素質和各項技術經濟指標趨好，人民生活明顯改善。
毛澤東、劉少奇回湘調查研究。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1961年應成為“調查研究年”、“實事求是年”之后，和劉少奇帶頭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先后在湖南開展調查研究，指導農村工作。1961年3月，毛澤東派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胡喬木率中央調查組到韶山蹲點調查，并親自到長沙，聽取調查工作匯報，指導調查組向農民征詢對“農業六十條”的意見，幫助湖南省委解決思想認識和工作作風方面存在的問題。劉少奇于1961年4月至5月在寧鄉、長沙農村進行了44天蹲點調查，獲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為解決當時農村政策調整中與農民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提供了直接依據。兩位領導人在湖南的調查研究活動，以及他們就農村、工業、手工業、商業、山林及家庭小自由等問題所作的重要指示，對于糾正“左”的錯誤、推動湖南各項工作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湖南省委領導迅速端正思想認識和工作作風，紛紛下基層進行調查研究，有力促進了中央“八字方針”、“農業六十條”的貫徹落實和湖南形勢的逐步好轉。
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20世紀60年代初，為了戰勝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湖南省委在調查研究、汲取教訓的基礎上，重視各地農民創造的新經驗，嘗試推行“三包一獎”(包產、包工、包成本、獎勵超產)等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調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恢復發展農業生產。1961年8月，省委發出通知，要求各地推廣、改進、提高和逐步完善“三包一獎”責任制度，把推廣產量責任制作為農村經營管理的一項重要工作來抓，使不同形式的生產責任制在全省各地試行起來。瀏陽和黔陽等地干部群眾創造了被稱為“霞光道路”、“先鋒經驗”和“秀建道路”的典型經驗，深受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的歡迎，并得到中央農村部部長鄧子恢的肯定。省委在產量責任制問題上進行的可貴探索，開創了農村工作新局面，并且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農村改革積累了經驗。
這一時期，在思想文化領域里，全省掀起學習雷鋒等英模人物和毛澤東著作的熱潮，進行了文藝工作的改革嘗試，取得一些成果。但是在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斗爭中出現了嚴重失誤。
3、“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亂
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相繼通過兩個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開，歷時10年。這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文革”期間，湖南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教育等各個方面都遭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為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各條戰線許多正確的方針政策、規章制度，被當作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的東西加以批判，各級領導干部普遍遭受沖擊和斗爭，湖南省委及各級黨政群機關陷于癱瘓狀態。1967年1月上海“一月風暴”席卷全國后，省內造反派奪取了各級黨政大權。通過“三支兩軍”，各級革委會在1968年普遍建立，替代黨的組織和行政機構，領導開展 “斗、批、改”。在整黨建黨基礎上，湖南省委及各級黨組織逐步得到恢復。1971年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后，湖南省委按照中央部署，相繼領導開展了批陳整風、批林整風和批極“左”，采取部分糾“左”措施，推動全省國民經濟與各項社會事業的恢復發展。特別是1975年的全面整頓，努力促進國民經濟與各項社會事業的恢復及發展。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黨內外許多干部群眾對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進行了堅決抵制和斗爭，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的破壞作用。至1976年10月結束的“文化大革命”，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供了反面經驗。
研制推廣雜交水稻。湖南是全國主要商品糧產區之一，20世紀60年代以來，以袁隆平為代表的農業科技工作者育成和推廣的秈型雜交水稻，成為當代重大科學技術成果之一。1964年，袁隆平在國內首次提出通過培育三系(不育系、保持系、恢復系)利用水稻雜種優勢增加糧食產量的設想，并著手進行研究。經過3年艱苦努力，培育出一批“野敗”型不育系和保持系，使雜交水稻研究取得重要進展。為加快雜交水稻研究，省革委會成立研究領導小組和由省農科院、安江農校、湖南師范學院生物系、賀家山原種場等單位組成的協作組，在更廣泛的范圍內開展科學實驗。1973年成功實現三系配套，水稻生產實現了最重大一次變革。1975年起，在黨中央支持下，省委、省政府成立了以毛致用為組長的雜交水稻推廣領導小組，確定“一年試種，兩年大面積推廣”的部署。全省組織1萬多人到海南、廣西借田繁殖制種。1976年全省雜交稻種植126萬畝，平均產量613斤，比常規稻增產近30%。此后，雜交水稻開始在全國大面積推廣，并且走向世界。雜交水稻的研制推廣，為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難題、保障國家乃至世界糧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
開展三線建設。三線建設是20世紀60年中期至70年代中期國家集中力量在西南、西北地區開展的以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為重心的一次大規模經濟建設，對國民經濟建設布局進行的重大調整。湖南西部包括湘西自治州、懷化市、邵陽市、婁底市、張家界市、常德市、益陽市在內的43個縣市區被列為西南大三線建設的范圍，約占全省總面積的50%。同時，省里還確定了小三線建設10個重點縣。從1965年起10余年間，中央和地方調集大批力量，進行了聲勢浩大的基本建設，建起了航空、航天、電子、兵器、核工業等40多個軍工和電力、煤炭、鋼鐵、機械、化纖等近30個民用大中型骨干企業，修通了貫穿全省的交通大動脈——湘黔鐵路和枝柳鐵路，使湖南成為國防工業生產能力較強、品種門類較多的一個省份和國防軍工基地之一，增強了湖南工業的整體實力，改變了湖南工業布局，對發展湖南基礎骨干企業和地方小型企業，開發山區資源，振興西部經濟，起到了積極作用。但由于片面強調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許多作法違背了科學規律和經濟規律，造成了很大的浪費和深刻的教訓。
“農業學大寨”。“文化大革命”期間，湖南農業生產連續13年獲得豐收，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是一個重要因素。1964年2月毛澤東發出“農業學大寨”號召后，湖南廣泛持久地開展了農業學大寨運動。1966年5月，全國農業戰線大寨式典型展覽到長沙展出，湖南宣傳自己的先進典型——岳陽縣毛田區。1968年冬到1969年初，全省組織4萬多干部到昔陽和大寨學習，先后樹立了一批批先進典型，縣一級有新田、安鄉等，公社一級有常德縣蔡家崗公社。1969年11月，毛澤東視察湖南時，高興地對黎原、華國鋒等省革委會負責人說：你們南有新田，北有安鄉，路子走對了，各地搞自己的大寨!1974年9月，湖南省委正式召開全省農業學大寨會議，對運動作了進一步推動。1976年1月，省委在長沙舉行全省農業學大寨經驗交流會，表彰1046個先進集體和李光慶、唐純銀、畢承松等390名先進個人，以及茶陵、桃源、安鄉、新田、華容、攸縣、邵東、衡東、溆浦等22個全國農業學大寨先進縣和君山、錢糧湖兩個國營農場。農業學大寨運動，在改變農業生產條件特別是進行農田水利建設、實行科學種田、改變干部作風和促進糧食增產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由于受“左”的錯誤影響，政治上搞階級斗爭擴大化，勞動管理和分配上搞平均主義，生產關系上搞“窮過渡”的大隊核算、人民公社核算，工作指導上違背客觀規律，生產指揮上搞形式主義、一刀切，扼制農村商品經濟，對農業生產健康發展產生了嚴重阻礙。
毛澤東、周恩來長沙決策。1974年1月開始的“批林批孔”再次引起全國大動亂。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攻擊周恩來等領導人，陰謀奪取黨和國家權力，引起毛澤東的警覺。1974年12月23日，主持第四屆全國人大籌備工作的周恩來抱病赴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四屆全國人大的籌備及國務院人事安排情況。12月24日、25日和27日，毛澤東連續同周恩來、王洪文談話。嚴厲地告誡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幫!”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明確地提出“四人幫”的概念，是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的幫派組織的定性和批評。12月26日，毛澤東與周恩來促膝長談至凌晨。談話內容，一方面是關于理論問題、要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導原則；另一方面則是關于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思考和關于領導體制、人事安排等問題。兩人就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及組成以周恩來為總理、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國務院領導班子等，達成一致意見。毛澤東、周恩來在長沙作出的重大決策，是后來解決“四人幫”問題的關鍵，對以后中國政治、經濟局勢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推廣株洲“田心經驗”。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重申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提出要全面整頓經濟工作。5月初，鐵道部部長萬里來到株洲田心機車廠領導整頓，使該廠派性和“軟、懶、散”問題嚴重的狀況得到扭轉，生產形勢和職工面貌大為改觀，被稱為“田心經驗”。7月21日，《人民日報》作了“學理論、抓路線、顧大局、講團結——株洲田心機車廠面貌一新”的報道。省委以此為契機，對廠礦企業、各地市領導班子、省級領導機關全面進行整頓。通過幾個月的整頓，全省形勢逐步好轉，生產建設有了較大幅度回升，出現了全面復蘇的局面。1975年11月，中央部署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全面整頓雖然被迫停止，但通過全面整頓，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和辨別能力得到提高，對“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危害有了深刻體會，要求社會安定和發展經濟的愿望日益強烈，從而在政治、思想、組織等方面為1976年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準備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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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徘徊中前進的兩年
1976年10月黨中央采取斷然措施，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實行隔離審查，粉碎“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內亂，從危難中挽救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為黨和國家進入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創造了前提。粉碎“四人幫”后的兩年，是一個過渡性階段，一方面沒有完全擺脫“左”的影響，政治思想方面沒有實現根本的轉變；另一方面通過揭批“四人幫”、進行初步的拔亂反正，開展經濟社會事業建設，各個方面都取得了較大成績，為實現歷史的偉大轉折積蓄了能量，奠定了基礎。
粉碎“四人幫”后，湖南省委領導全省人民對“四人幫”的路線及其罪行進行了深入揭露批判。1977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共湖南省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會議選舉產生中共湖南省第四屆委員會，毛致用為省委第一書記。11月起，結合開展“一批兩打三整頓”斗爭，省委領導全省各級黨組織進行思想理論上的撥亂反正并在實踐中貫徹落實。批判林彪、“四人幫”的“唯生產力論”，理直氣壯地抓生產，發展經濟；推翻“兩個估計”，匡正教育指導思想，恢復高考制度(1977年12月17日至19日，湖南省舉行高等院校新生入學考試，當年湖南報考人數63萬，錄取新生23750名)；開展對“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撥亂反正，恢復演出得到毛澤東肯定的湘劇《園丁之歌》和陶鑄等中央領導人肯定的花鼓戲《補鍋》、《打銅鑼》等優秀戲劇電影，出版作家莫應豐的《將軍吟》和古華的《芙蓉鎮》，這兩部小說后來同獲首屆茅盾文學獎。調整經濟政策，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工農業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特別是廢止了一些“左”的和過時的政策，率先開展為農民減負工作，創造了典型經驗。1978年6月23日，中央轉發湘鄉縣委《關于認真落實黨的政策，努力減輕農民不合理負擔的報告》，《人民日報》連續發表《落實黨的政策，減輕農民負擔》、《湘鄉經驗一定要落實》、《落實湘鄉經驗要上下一齊動》3篇社論，充分肯定湘鄉的經驗，在全國各地引起了強烈反響。湖南省委要求各地、各部門認真貫徹中央文件精神，各地積極響應，湘潭、岳陽、常德等地區取消一批收費項目，受到農民歡迎。同時，鼓勵各地逐步放開集市貿易。邵東縣在上面還沒有公開為集貿市場正名的情況下，根據當地的傳統和群眾的愿望，部分開放縣城和幾個地方的市場，對搞活經濟起到明顯的作用。1978年5月，人民日報記者到邵東調查，寫出《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邵東集市貿易調查》，肯定集市貿易的積極作用。
也應看到，由于“左”的指導思想沒有得到根本的糾正，從中央到省委繼續沿襲“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政策，產生一些消極影響。加上湖南是毛澤東的故鄉，是華國鋒工作多年的地方，受個人崇拜和“兩個凡是”影響更大，湖南政治思想方面徘徊的時間也相對長一些。結束徘徊局面，實現歷史的偉大轉折，成為湖南各級黨組織和廣大人民的急切期盼。
三、開拓創新、富民強省――改革開放新時期湖南黨史(1978――現在)
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這是一段正在進行著的歷史，也是精彩紛呈、成就輝煌的歷史。隨著黨史工作的不斷推進，這一時期黨史已成為黨史研究的重中之重。
關于新時期黨史的分期，一直有不同看法，主要是以什么為原則標準來劃分，由于這一時期的黨史多頭并進，具有明顯的連續性，進行分期的難度較大。據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專家意見，將新時期黨史劃分為四個階段：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至1982年8月黨的十二大召開前，為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起步階段；1982年黨的十二大召開至1992年1月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召開前，為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階段；1992年1月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召開至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之前，為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到現在，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加上一個過渡階段，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的兩年，作為改革開放的序幕。隨著歷史的發展，這一時期歷史階段的劃分可能還會有變化，就是把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歷史單獨劃分一個階段。
在改革開放新時期，我省共召開了第五至十次省黨代會(1985年6月、1990年10月、1995年10月、2001年11月、2006年11月、2011年11月)，歷屆湖南省委高舉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圍繞富民強省和全面小康建設，一步步確立、實施階段性發展戰略，團結帶領湖湘兒女銳意進取，開拓創新，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大潮中，不斷推進全省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奮力譜寫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湖南篇章。
1、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二大前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偉大轉折。湖南省委堅決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領導全省各族人民開展真理標準討論補課，清理“左”的思想，全面撥亂反正，端正思想路線，落實黨的各項政策，平反冤假錯案，調整國民經濟，實現了工作重點轉移，由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從僵化半僵化到開始改革。
解放思想，全面清“左”。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省委聯系湖南實際，于1979年1月決定在全省進行真理標準討論的補課。全省上下迅速掀起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熱潮。通過補課，推動了干部群眾的思想大解放。1980年12月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到湖南視察工作，1981年1月底2月初又在北京主持召開了湖南工作座談會，推動湖南省委沖破了“兩個凡是”的禁錮，開始全面清理多年來工作中存在的“左”傾錯誤。1981年3月，湖南省委舉行常委擴大會議，檢查了“左”的錯誤在湖南的表現和危害，特別是檢查了對華國鋒的個人崇拜和前兩年湖南經濟工作中的一些失誤，強調今后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以這次會議為標志，經過全面清理“左”的錯誤，湖南工作逐漸走向積極主動，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現了歷史的偉大轉折。
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掌握了撥亂反正的主動權，開始從根本上清理和糾正長期以來的“左”傾錯誤，全面平反冤假錯案，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湖南根據中央的部署，成立了落實政策領導小組，從1979年3月起逐步展開，投入這項工作的干部2萬余人。經過各級黨委和落實政策人員的努力，至1982年初，全省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傾、1964年以后的“四清”，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的絕大部分得到了平反糾正。與此同時，省委還按照中央的部署，認真抓了黨的各項政策的落實，包括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起義、投誠、地方武裝人員政策，地下黨、原工商業者、民族、宗教等政策。到1989年，全省落實政策的工作基本完成，共為60多萬人落實政策。
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廣大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湖南各地農村自發地突破限制，實行了各種形式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顯示出較強的生命力。1981年10月，湖南省委在華容、沅江兩縣召開全省農村工作會議，提出全省農村工作重點是完善、穩定農業生產責任制，使全省聯產承包責任制迅速發展起來。至年底，全省有95%的生產隊實行了以大包干為主要形式的聯產承包責任制。1982年1月，黨中央第一個“一號文件”肯定了包干到戶的社會主義性質。到1982年底，湖南聯產承包責任制逐漸趨向穩定和完善。與此同時，林業、牧業、漁業、副業等多種經營的責任制也相繼建立健全起來，廢除了1958年建立起來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體制，實行政社合一，建立鄉政府。從1985年起，開始了以發展商品生產為中心的農村第二步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使廣大農民獲得充分的經營自主權，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農民稱這是“自土地改革以來的第二次生產大解放”。
恢復人大政協，建設民主政治。“文化大革命”中，湖南民主政治遭受嚴重破壞，人大、政協虛置13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湖南省委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齊心協力進行經濟建設，恢復并逐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加強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鞏固擴大愛國統一戰線。1977年11月，經中央批準，湖南省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作為特例召開。1979年7 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地方組織法規定：省人大每屆任期 5 年，每年至少舉行一次會議。湖南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由此恢復并不斷完善，人大代表依法履職的作用得到不斷發揮。1977年11月，政協湖南省四屆一次會議召開，標志著中斷了13 年之久的人民政協恢復了工作。1980年2月至1985年6月，全省范圍內7個民主黨派、工商聯都召開了代表大會，有了省級組織，并恢復活動。
2、從黨的十二大到鄧小平南方談話前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定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奮斗綱領。在十二大精神指引下，湖南省委認真貫徹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推進全面改革開放，加強民主政治建設和黨的建設，努力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全省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均取得歷史性的巨大成就。
全面整黨，加強黨的建設。1982年黨的十二大決定：從1983年起用三年時間對黨的思想、作風和組織進行一次全面整頓。1983年12月，湖南省委成立整黨工作指導小組，開始分期分批進行整黨工作。全省第一期開展整黨的包括6個省級領導班子和101個省直部委辦廳局，共10500多名黨員。1984年12月，湖南省委部署第二期整黨工作，分兩批進行。到1986年6月底，相繼完成了地、縣兩級及企事業單位和區、鄉(鎮)及其所屬企業、城市街道的整黨工作，8月中旬，全省村級整黨全面鋪開。1987年1月，省委在全省黨員中進行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育。經過全面整黨，全省黨員在思想上更加統一。
開展城市為重點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按照中央的決定精神，省委根據湖南實際情況，開展全面的經濟體制改革：以增強國有企業活力為中心進行國有企業改革；鼓勵個體、集體經濟發展；改革流通體制，活躍城鄉市場；進行物價、計劃體制、財稅體制、金融管理體制等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初步改革；積極引進外資，擴大開放。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從所有制到經濟運行機制的全方位多領域縱深發展，真正觸及了逐漸變得僵化的計劃經濟主體部分，為國民經濟發展注入新的生機和活力。隨著城鄉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湖南的科技、教育、衛生、體育等體制改革也全面展開。
大力發展個體、集體經濟。“文化大革命”中，湖南個體經濟幾乎絕跡。實行工作重點轉移后，省委和省政府為解決就業問題和促進多種經濟成分的增長，提出大力提倡發展個體經濟，興辦集體企業，確定在全省適當發展個體工商業，重點發展服務性行業。1983年以后，個體工商業進入大發展時期，并與小城鎮建設和發展城鄉集體經濟結合起來。至1988年，全省個體工商戶80.4萬戶，從業人數達118萬人。鄉鎮企業是發展集體經濟的一個抓手，也是安置和容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重要實體。1984年7月31日，省委、省政府作出了《關于立足改革，大力發展鄉鎮企業的決定》。至1989年，全省鄉鎮企業總數發展到106.7萬個，從業人員419.9萬，總產值226.2億元。發展最快最好的是長沙縣、醴陵市和邵東縣，涌現了臨澧縣太平村農工商業開發公司、長沙縣果園農用汽車廠等一批著名鄉鎮企業。
對外開放邁出重要步伐。1988年5月，經國務院批準，省委在郴州、零陵、衡陽3地市設立湘南改革開放過渡試驗區，作為全省的改革開放試驗區。1988年10月，設立長沙高新技術開發區，1991年3月成為首批國家級開發區。在此前后，還相繼設立了懷化山區開放開發試驗區、株洲高新技術開發區等。1990年12月，省第六次黨代會上，省委提出了湖南對外開放開發的第一個總方針，即“以引進促改造、以外經促外貿、以開放促開發”的“三促”方針。1991年，中國湖南汨羅江國際龍舟節、中國湖南國際煙花節和中國湖南國際森林保護節分別在岳陽、長沙、大庸市舉辦，長沙、深圳、荷蘭阿姆斯特丹分別舉行經貿洽談會。“三節三會”獲得巨大成功，活動期間，全省共接待近100個國家和地區的5000多名客商和旅游者，洽談成交進出口貿易總額2.37億美元，簽訂利用外資合同金額2.4億多美元，還與全國各地客商成交貿易額11.8億元。
3、從鄧小平南方談話到黨的十六大召開前
以1992年初鄧小平南方談話和10月黨的十四大為標志，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在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精神鼓舞下，湖南全省各級黨組織緊緊圍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積極采取各種措施，全面推進各項改革。抓住國有企業改革這個中心環節，努力加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的步伐，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建立比較完善的市場體系、社會保障體系、法制體系、宏觀調控體系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制度，向著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不斷邁進。按照省委要求，在全省范圍內全面推行株洲市關于企業勞動人事、工資分配、社會保險三項制度改革的經驗；推廣婁底地區關于國有商業實行經營范圍、價格、用工、分配“四放開”的經驗，以及工業企業實行生產經營、產品定價、內部分配、勞動人事、技術改造“五自主”的經驗；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加強財源建設。改革外經貿體制，擴大招商引資，積極推動對外開放進一步發展，經過多年實踐，基本上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的大開放格局。2001年省第八次黨代會提出，大力推進工業化、農業產業化、城鎮化，促進農業大省向經濟強省轉變。此后，湖南加大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力度，大力推進工業化。隨著各項改革不斷深化，到21世紀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湖南基本確立。政治體制改革穩步推進，1994年5月，省委、省政府印發了《湖南省黨政機構改革方案的實施意見》，按照政企職責分工和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進行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積極實施《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推進干部選拔任用制度改革，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專業化國家行政管理干部隊伍。根據“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要求，堅持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武裝全黨和人民群眾，加強黨風和廉政建設，廣泛開展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
學習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1992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確立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1997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五大，首次使用“鄧小平理論”這一科學概念，并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省委按照中央部署，研究制定了全省黨員干部學習鄧小平理論有關規劃，組織領導全省黨員干部深入持久地開展學習鄧小平理論的系列活動。1993年至2000年，全省組織黨員干部掀起7次學習鄧小平理論的熱潮。2000年2月，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廣東考察工作時，首次提出了“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從當年12月起，省委根據中央指示，部署在全省縣直機關和鄉鎮村開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學習活動。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后，按照中央部署，全省掀起了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通過持續不斷地開展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學習教育活動，全省黨的干部隊伍和各級領導班子的思想理論素質有了明顯提高。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1994年湖南省委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思路：“抓兩頭，促中間”?；A好的大中型企業率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基礎差的企業分別實行租賃、轉讓、出售、破產；其它企業則全面落實經營自主權，轉換經營機制，逐步向現代企業制度過渡。通過實施“抓大放小”方針，確立了“調高、調優、調大”和扶優扶強的發展思路，組建了一批企業集團，華菱鋼鐵集團、長沙卷煙廠、常德卷煙廠、株洲冶煉集團、曙光電子集團、長豐集團進入中國企業500強。采取股份制改造、聯合兼并、資產重組、產權整體轉讓等形式，進一步搞好搞活國有企業。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要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全省國有企業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按照《公司法》要求，引導改制企業真正建立規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大幅度提升企業效益。至2002年，全省241戶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全部進行了公司制改革。
加強能源、電力、交通建設，緩解瓶頸制約。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省委、省政府強調全省要突出“興工、強農、治水、修路、辦電”等經濟建設重點，把發展水利、電力、交通運輸、現代通信等基礎設施作為重點建設項目，納入“優先發展”戰略，緊緊抓住國家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有利時機，堅持“集中力量辦大事，握緊拳頭保重點”的方針，相繼建成一批事關全局和長遠發展的重點項目、重點工程，擴大投資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緩解“瓶頸”制約，為全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夯實了基礎。水利建設以洞庭湖綜合治理為重點，實行山、河、湖、庫通盤考慮，系統整治，投入資金240億元，完成各類水利工程183項。洞庭湖通過一期、二期治理，面積擴大1/5。新建擴建石門、湘潭、益陽等大中型骨干火電廠和五強溪、江埡、凌津渡、湘江大源渡等水電站，電源建設實現了向大機組、大電廠轉變，水力發電向大容量快速發展，火力發電向高參數、大機組邁進；電網建設實現向高電壓、大電網的飛躍，到2002年，全省電力總裝機容量達1109萬千瓦，主電網220千伏以上線路總長達8000公里，變電站總容量達1.6萬兆伏安。以高速公路和鐵路建設為重點，初步形成以長沙為中心縱橫交錯、四通八達的公路、鐵路、航空及水運立體交通網絡，實現了交通事業的新跨越。
實施“科教興湘”戰略，大力發展科技教育事業。1990年10月，中共湖南省第六次黨代會首次提出“科技興湘”戰略，強調“科技興湘，關鍵在人才，基礎在教育”，“把發展科技和教育放在首位”。1991年10月，省委、省政府作出《關于科技興湘的決定》，規劃科技興湘的基本構想和主要目標，并設置科技興湘獎，著名農業科學家袁隆平等獲得首屆科技興湘獎。1995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把“科教興國”作為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湖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大力實施“科教興湘”戰略，出臺了一系列科教興湘新舉措，設立了湖南省最高綜合性科技獎——“周光召科技獎”。2001年省第八次黨代會提出“堅持科教興湘、推進科技創新”的發展戰略，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湖南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省委、省政府決定實施“芙蓉學者計劃”，培養造就一批具有國際、國內領先水平的學科帶頭人，為湖南經濟社會發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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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從黨的十六大至十八大召開前
2002年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認真總結了黨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驗，提出了新世紀新階段全黨的奮斗目標。從黨的十六大到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召開前的10年間，全省各級黨組織切實加強先進性建設和執政能力建設，帶領全省人民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先后實施“三化”、“一化三基”、“四化兩型”發展戰略，開創了富民強省、科學發展新局面。
黨的十六大后，湖南省委緊緊圍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推進工業化、農業產業化和城鎮化進程，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大力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以產權制度改革為核心，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農村經濟體制，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大力發展要素市場，完善市場體系，規范市場秩序；深化財稅、金融、投資、價格體制改革，強化經濟調控手段；加快推進以建立現代市場體系為目標的要素市場改革，進一步改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體制環境；構建和發展優勢產業集群，大力引進戰略投資者，加速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民營經濟和生產性服務業發展；集中財力物力舉辦開發區；積極融入“泛珠三角”及“長三角”經濟圈；發展農業產業化，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完善經濟法律制度；推進就業和分配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深化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制改革，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到“十五”末期，全省綜合實力大幅提升，經濟總量顯著增加，質量和效益上了新水平，積極探索出了一條符合湖南實際的工業化、農業產業化和城鎮化發展路子，人民生活實現了由溫飽到整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
2006年11月召開的省九次黨代會，作出大力實施新型工業化帶動戰略的科學決策，提出大力發展先進文化、努力構建和諧湖南、全面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等一系列重要舉措。在新一屆省委領導班子帶領下，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圍繞加快富民強省、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堅持不懈地推進“一化三基”、加快“兩個轉變”、實施“三個強省”、堅守“四條底線”，建設“兩型社會”。三湘大地呈現出科學跨越發展的大好勢頭。
確立全面建設小康湖南戰略目標。根據中共十六大提出的21世紀頭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湖南省委、省政府提出打造“經濟湖南”、“開放湖南”、“文明湖南”的戰略舉措。2002年12月，省委八屆三次全會提出《湖南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規劃綱要草案》，確定總體目標是：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的基礎上，國內生產總值，2020年前翻兩番； 202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3000美元，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經濟綜合實力和市場競爭力明顯增強，基本實現工業化，建成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和更具活力的開放型經濟體系。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提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湖南即時進行了修正調整。經過數年努力，湖南總體達到小康水平并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湖南“十二五”規劃強調高舉科學發展旗幟，堅持走“四化兩型”的路子，全力推進創新型湖南、數字湖南、綠色湖南和法治湖南建設，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決定性的基礎。
實施中部崛起戰略。2006年，國務院作出《關于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若干意見》，提出要把中部建成全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現代裝備制造及高技術產業基地以及綜合交通運輸樞紐。湖南充分利用這一戰略機遇，加強與中部各省在產業發展、金融創新、市場開拓、基礎設施對接等方面開展廣泛合作，更好地發揮中部綜合優勢，形成整體合力，增強綜合競爭力，并加強與粵港澳地區的交流合作，推動湖南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2008年以來，湖南省委堅決落實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推進新型工業化，以新型工業化帶動新型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加強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基礎工作，爭取在經濟波動調整期實現“科學跨越、后發趕超”。2010年，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實現增加值5890億元，工業增加值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提升到56.1%。進一步加強區域合作，努力實現共生發展、共生崛起。
發展文化產業，打造“湖南文化現象”。1989年，湖南作出“發展文化經濟，建設文化大省”的決策。2001年圍繞“發展文化產業，建設文化強省”的戰略，制定了《湖南文化產業2001—2010年發展規劃》，形成“一區三帶、四輪驅動、兩翼齊飛”的文化產業布局。2006年省第九次黨代會進一步提出將文化培育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新興支柱產業，把湖南建設成為文化強省的奮斗目標，推動文化強省戰略全面實施。近年來，湖南以“發展文化經濟，建設經濟文化”的思路謀篇布局，以文化強省戰略引領前行，走出了一條獨特的“湖湘文化產業發展之路”。電視湘軍、出版湘軍、動漫湘軍、演藝湘軍蜚聲業界，中南傳媒等4家文化企業成功上市，湖南文化企業占GDP比重超過5%，形成了壯觀的“湖南文化現象”?！?013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指數報告》顯示，湖南進入全國文化產業發展“新十強”，位列第八。
推進依法治省，制定實施中國第一個地方性行政程序規定?！逗鲜⌒姓绦蛞幎ā酚?008年4月出臺、10月1日正式實施，宣示湖南省各級政府朝著有限、服務、高效、透明、責任的法治型政府邁開了實質性步伐。《規定》以公民享有更多程序權利、政府承當更多程序義務為立法思路，對各類政府行政行為的程序進行了系統而詳盡的規范，從而更好地做到依法行政、科學行政、民主行政?！兑幎ā奉C布后，湖南大力推進服務政府、法治政府、責任政府、廉潔政府建設，依法行政水平不斷提升，堅持“做正確的事”和“正確地做事”，公開、公平、公正、可預期的發展環境基本形成，為實施“四化兩型”戰略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推進長株潭“兩型社會”建設。1997年湖南省委、省政府決策加快推進長株潭經濟一體化。2006年省第九次黨代會提出，發揮長株潭城市群的核心增長極作用，全面啟動長株潭“3+5”城市群建設。2007年12月，國務院批準長株潭城市群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湖南獲得了綠色崛起的“國家動力”。6年來，湖南按照國家批復的試驗區改革總體方案和城市群區域規劃，扎實推進試驗區各項改革建設，第一階段改革任務圓滿完成，第二階段改革任務順利推進，率先在全國出臺兩型社會建設的標準、考評、監管、法規和示范創建體系，交通同網、能源同體、信息同享、生態同建、環境同治取得重大進展。湖南“先行先試”取得的經驗，被國家發改委譽為兩型社會建設的“湖南模式”。
全面推進“四化兩型”建設。2010年8月召開的湖南省委工作會議上，作出《關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推進“兩型社會”建設的決定》，首次提出“四化兩型”(推進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新型城鎮化、信息化，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發展戰略概念。2011年1月，省第十一屆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湖南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實現“十二五”時期發展目標，關鍵在于全面推進“四化兩型”建設。全省上下以科學發展、富民強省為主題，朝向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社會和諧的新目標和創新型湖南、數字湖南、綠色湖南、法治湖南的新愿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走優化發展、創新發展、綠色發展和人本發展之路，全面推進“四化兩型”建設。
5、黨的十八大以來
2012年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科學總結了黨的十六大以來的基本經驗，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全面部署，為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指明了方向。黨的十八大以來，改革開放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以徐守盛為書記的第十屆湖南省委，團結帶領全省人民，進一步解放思想、凝聚力量、攻堅克難，采取一系列有力舉措，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打好全面深化改革攻堅戰，全面推進“四化兩型”，努力促進“三量齊升”(經濟總量、運行質量和人均均量)，堅守“四條底線”，堅持“五個發展”，以長株潭城市群全國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大湘南國家級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大湘西武陵山片區國家扶貧攻堅示范區、洞庭湖生態經濟區等四大區域板塊撬動發展全局，充分發揮“一帶一部”(東部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過渡帶、長江開放經濟帶和沿海開放經濟帶結合部戰略)區位優勢，濃墨重彩書寫著中國夢的湖南篇章。
總之，改革開放36年，湖南走出了一條富有時代特征、中國特色、湖南特點的科學發展之路。長株潭、湘南、大湘西、洞庭湖生態經濟區均進入國家“籠子”，湘鄂贛皖“長江中游城市群”呼之欲出，為湖南經濟社會發展創造了難得機遇和空間。“長株潭自主創新現象”引來全國乃至世界的矚目，炭/炭復合材料、超級雜交水稻、“天河”超級計算機、中低速磁懸浮列車等一批國際領先的科技成果，讓“湖南制造”開始向“湖南創造”嬗變。湖南成為投資熱土，在湘投資的世界500強企業達到125家，與71家央企對接項目294個。通過發展，催生出三一、中聯、中國南車等一批優勢本土企業成功實現跨國經營。湖南經濟實力和綜合實力大為增強，2013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45萬億元，增長10.1%。人民生活得到歷史性改善，至2013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分別達到23414元、8372元。
學習湖南地方黨史主要參考資料書：
1、2008、2009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湖南歷史》第一卷(1920-1949)、第二卷(1949-1978)；
2、201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湖南簡史》(1920-2010)；
3、2013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湖南歷史大事記》(1919.5-2012.11) ；
4、2008-2012年圍繞改革開放30年、建國60周、建黨90周年先后組織編寫出版的《抉擇與巨變――湖南改革開放30年》、《走向富民強省——新湖南60年畫卷》、《主政湖南：1949――2009》、《中國共產黨在湖南九十年畫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