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長江局的宣傳工作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中國進入全面抗戰的歷史階段。自1937年12月南京淪陷至1938年10月25日武漢淪陷，是以武漢為中心進行全國抗戰的重要時期，也是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并與全國各界團結抗戰的時期。如何適應新環境、順應新形勢以開展宣傳成為當時的緊迫任務。

武漢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對外稱中共代表團）正式成立，并以一報一刊為據點，形成輻射國統區的新聞傳播網；以傳播效果為抓手，打造講究策略性的宣傳主陣地；以走向國際為指向，打通銜接國內外的新聞輿論場。通過構建專業高效的宣傳隊伍、多元靈活的宣傳體系，長江局開展了一系列宣傳工作，重點體現在打造宣傳陣地、注重傳播效果、拓寬宣傳視角三個方面。

打造宣傳陣地

1937年12月中旬，隨著抗戰中心向武漢轉移，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博古、項英、董必武在武漢組織長江局，統一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12月23日，中共代表團和中共長江局在武漢召開第一次聯席會議，決定成立黨報委員會，創辦報刊以爭奪輿論話語權。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群眾》周刊和《新華日報》相繼創刊。

《群眾》周刊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唯一公開出版的理論性刊物，由周恩來直接領導。該刊設短評、抗戰言論、經濟與民主、民眾動員問題、國際、軍事、文化與教育等欄目，強調革命理論及理論聯系實際的重要性，刊登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的譯著，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戰路線、方針、政策。

1938年1月11日，長江局機關報《新華日報》在武漢正式創刊，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公開出版發行的第一份全國性政治機關報。《新華日報》由長江局直接領導，報社下設編輯部、營業部、經理部、印刷部等，并成立中共支部和職工會。每日出版對開四個版面，主要欄目有專論、國際述評、經濟述評、時事問答等，副刊還辟有工人生活、婦女之路、社會服務等。

《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在出版周期、內容分工、側重點等各方面都各有不同。《新華日報》側重時效性，主要圍繞“日常的富有時間性的問題之解釋與指示”進行時事報道和政策宣傳。《群眾》周刊則側重理論性。

中國共產黨通過創辦一報一刊，時事與評論共抓，廣度和深度并重，打破了國民黨在思想言論方面“一家獨大”的局面，從而有了自主公開發表言論的重要的宣傳陣地。

注重傳播效果

如何在嚴峻的困境下充分發揮黨報黨刊“抗日輿論工具和號角”的作用，是中國共產黨面臨的重大挑戰。為此，從辦報主體到宣傳內容，從發行方式到傳播效果，不斷摸索改進以完成自身形象的塑造，并逐漸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宣傳形式。

一是以黨員骨干為辦報主體。1937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長江局會議決定成立黨報委員會，由潘梓年負責《新華日報》，華崗負責《群眾》周刊，潘泊生負責出版工作。為確保報刊的黨性原則，中共中央長江局從上海、南京等地抽調了一大批政治堅定、才華出眾的黨員為報刊負責人，在周恩來的精心領導之下，章漢夫、錢之光、楊放之、樓適夷等人成為報社最早的一批骨干力量。

二是宣傳內容上以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宗旨。在各黨派各階層一致抗日的大前提之下，圍繞揭露日軍侵華暴行、堅持國共合作、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主題開展宣傳。客觀報道戰況，如發表關于臺兒莊大捷和徐州會戰的通訊近三十篇，報道國民黨軍隊在前線的戰績；刊登消息、來信等，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在華暴行，激發廣大民眾團結抗日的斗志；報道后方民眾和抗日救亡團體的活動，鼓舞抗戰熱情。

三是發行方式上借助組織的力量建立全國發行網。1938年1月13日，中共湖北省委會議根據中共中央長江局12日指示，制定了省委月度工作計劃，規定要全力幫助全省各級中共組織建立《新華日報》《群眾》周刊通信網，并明確要求“農委方面介紹非同志的通信員五十人，工委二十人，青委十人，婦女五人，文化團體五人。建立外縣代銷處十處，本市及近郊五處。工人方面組織推銷員十人，建立讀者會五個”。至1938年2月，《群眾》周刊日銷售量達近兩萬份，《新華日報》日發行量于七月份突破兩萬份，“至十月武漢撤退前，最多達到三萬份”。

四是傳播效果上注重讀者反饋。《新華日報》《群眾》周刊自創辦起便十分注重通過讀者調查研究來確定自身定位。《新華日報》在創刊當日就發文呼吁讀者對報紙提供建議或批評，稱報刊的理想就是“讓看報的人成為本報的主人”，并于創刊后一月內連續刊發十幾篇同類文章或啟事。為更廣泛地征集讀者意見，武漢時期的《新華日報》還通過召開讀者研討會和培訓特約通訊員來開展調查。其中讀者研討會每兩周舉辦一次，組織讀者專門針對時事問題展開討論，“從而定出正確的政策和口號，去綜合各種行動和組織實際斗爭以爭取抗戰勝利”。

拓寬宣傳視角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逐步認識到國際影響的重要性，把對外宣傳工作提到議事日程。1937年8月22日到25日召開了洛川會議，會上正式提出“抗日外交”的理念。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表示“抗日的外交”的總基調是“集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努力取得其他各國的援助及世界的同情”，具體實施方法則是“必須開展抗日的國際宣傳”。

建立國際宣傳機構。1938年，在周恩來的領導下，中共中央長江局在武漢專門成立了國際宣傳委員會，4月設立國際宣傳委員會的辦事機構——國際宣傳組，以加強對海外僑胞及國際友人的宣傳統戰工作，以“把我們真實的戰斗生活反映到國際上去”。國際宣傳組的主要職能包括：編譯國際宣傳資料，主要是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著作并向國外發行；在共產國際主辦的《國際通訊》（英文版）上發文，宣傳中國的抗日情況和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廣泛開展外事活動，以爭取國際上對中國抗戰的支持和援助。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外宣部門，國際宣傳組為打破國際傳播舊格局、開辟外宣工作新局面創造了良好的開端。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長江局于1937年冬確定香港為“國際宣傳及華僑運動的中心地區”，1938年1月在香港設立不公開的八路軍辦事處，并以此為陣地，開展以海外華僑、港澳同胞及國際友人為對象的抗日文化宣傳工作。

構建“他者”宣傳視角。長江局廣泛聯系來華國際友人、獨立自主開展政黨外交、建立新聞互換交流關系以積極爭取外部力量，通過構建“他者”視角、借助“他者”發聲以完成自身形象的塑造。

廣泛聯系來華國際友人。武漢抗戰時期，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國際宣傳組與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德加·斯諾等“在武漢的四十多名外國記者”，荷蘭著名電影導演尤里斯·伊文思，新西蘭友好人士路易·艾黎等“保持經常的聯系”。他們通過大量有國際影響力的著作、新聞、考察報告、影視資料等作品對中國的抗戰情況作了客觀、公正的報道。

獨立自主開展政黨外交。長江局時期，周恩來在武漢會見了美國總領事約翰·戴維斯、英國駐華大使卡爾等，向他們介紹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并與之建立了良好關系。其中卡爾大使十分同情和支持中國共產黨，積極主動以“新軍”“新區”的形象向外介紹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和抗日根據地。

建立新聞互換交流關系。武漢抗戰期間，長江局國際宣傳組在與外國在華記者保持經常聯系的基礎上，也同各國駐華新聞部門建立了互換資料、交流工作的友好合作關系，形成了屬于自己的國際“朋友圈”。國際宣傳組一方面向外國媒體提供《新華日報》等新聞資料，另一方面也以外國媒體為接收信息的渠道，了解國際動態及國外輿論。

通過建立外宣機構以主動開展宣傳、運營國際“朋友圈”借“他者”發聲的宣傳策略，長江局不斷拓寬宣傳視角，在將中國共產黨和抗日根據地的嶄新面貌展現在世界人民面前的同時，也實現了在國內、國際兩個輿論場上的雙重破冰，提升了中國共產黨在國際社會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作者：王玲 凌麗，單位分別為武漢大禹文化博物館、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舊址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