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黨內政治生態建設

破立并舉是我們黨推進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發展的科學方法和寶貴經驗，也是中國共產黨建設良好的黨內政治生態的重要舉措。在延安時期，我們黨通過批判舊有的思想觀念以及不合時宜的條條框框，推進理論創新，破立并舉，建立了良好的黨內政治生態，留下了有益的啟示。

破主觀主義之危害，立馬克思主義的優良學風

就黨的建設而言，學風“不但是學校的學風，而且是全黨的學風”。在黨的歷史上，破除以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為主要內容的主觀主義危害，樹立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學風，是深入推進黨的建設的一個重大課題。在延安時期，尤其是從1942年全黨整風以后，學風問題更是建設良好的黨內政治生態的關鍵議題。歷史告訴我們，從上世紀30年代初期以來的一段時間，黨內主觀主義盛行，更是“是害死人的”。對此，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在《論新階段》報告中，毛澤東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而后學風問題成為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對理論與實踐相分離的主觀主義學風予以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并主張將全黨的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進行改造。1942年4月，在《關于整頓三風》報告中，毛澤東進一步要求全黨“把馬列主義搞通，把主觀主義反倒”。正是通過全黨整風，在黨內逐漸克服了主觀主義的危害，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優良學風，為在革命戰爭年代建設一個良好的黨內政治生態奠定了堅實基礎。在1945年黨的七大《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毛澤東在總結黨的建設時，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列為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

破宗派主義之危害，立馬克思主義的優良黨風

宗派主義如山頭主義、小團體主義以及不團結等，是主觀主義在組織上的一種表現。在1942年全黨整風之前，它在黨內雖然不占主導地位，但作為一種殘余形態的宗派主義，還是長期存在的。在中國革命斗爭中，其危害也是很嚴重的。1942年2月，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中，在總結過去20年黨的建設經驗教訓后指出，“對內的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內性，妨礙黨內的統一和團結；對外的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外性，妨礙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對其嚴重危害，1942年7月，任弼時在《關于增強黨性報告》中作了進一步的闡釋。他認為，宗派主義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可以鬧到使我們黨完全孤立起來，可以鬧到使我們黨內部不團結，甚至使我們黨解體”。因而宗派主義是推進中國革命事業發展的嚴重障礙，同時更是建設良好黨內政治生態的絆腳石，必須堅決予以清除。有鑒于此，1942年開始的全黨整風以及在構建良好的黨內政治生態中，將宗派主義列為重要的整頓對象之一；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強調：加強思想政治教育，與徹底克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一樣，徹底克服黨內存在的宗派主義傾向，“以達到進一步地養成正確的黨風”。實踐證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通過全黨整風以深化黨內政治生態建設中，“黨內最嚴重的宗派主義已在基本上被克服”，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作風建設達到了新高度。這樣，延安時期黨內政治生態建設實現了新突破并邁出了關鍵步伐。

破黨八股的形式主義之危害，立馬克思主義的優良文風

文風一般認為是指文字之風、文藝之風、文化之風的形式問題。實際上文風從來就不是一股單獨之風。其背后是黨風、政風、民風的重要體現，是社會之風，也是時代之風。延安時期，我們黨在加強自身建設過程中，黨內文風始終是與學風和黨風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尤其是通過全黨整風而深化黨內政治生態建設中，不僅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而且強調“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因為黨八股是黨內存在的以形式主義為主體的惡劣文風，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最后藏身之所”，也是推進良好黨內政治生態建設所必須破的消極因素。對此，1942年2月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對黨八股的“八大罪狀”作了專門剖析和批判，并指出黨八股“不但不便于表現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將其列為全黨整風的主要對象之一。事實上，文風問題不是一般問題，它是加強黨的建設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因而在推進黨內政治生態建設中，在破除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同時，也著力破除黨八股這一惡劣文風的危害及其影響。尤其是毛澤東發表的《反對黨八股》被列為全黨整風的重要文獻，其影響更為廣泛而深遠。通過延安整風，黨八股逐漸被消除，黨內迎來了一個健康向上、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

破貪污腐化之危害，立清正廉潔政風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培育了集中體現共產黨性質和根本宗旨的延安精神。當時，我們黨既面臨日本侵略者的進攻，也面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的復雜局面，還面臨黨的隊伍迅速發展而帶來的自身建設問題，再加之惡劣的自然環境，我們黨不懼挑戰，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培育了光耀千秋的延安精神。在此過程中，黨加強自身建設、提高局部執政本領的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勇于清除貪污腐化，建設一個影響深遠而清正廉潔的政治生態。這一重要舉措的實行，不僅影響了黨內和國內，而且越出了國門，影響了世界。在1937年10月出版的《西行漫記》中，美國記者斯諾就盛贊延安的中共領袖理想遠大而清正廉潔。針對當時根據地存在的個別貪污腐敗現象，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勇于開展自我革命，著力克服自身存在的弊端，強化鑄牢清正廉潔的意識。比如1937年8月洛川會議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就鄭重提出，“鏟除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府”。而后又在中共中央指導下制定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陜甘寧邊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以及加強黨員干部廉潔紀律建設的規定等，都把“懲貪建廉”作為重要內容予以貫徹執行。因而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區域，尤其是在黨內形成了“獎勵廉潔，禁絕貪污”的良好政治生態。據此，1940年2月毛澤東稱這里“沒有貪官污吏”“沒有土豪劣紳”“沒有賭博”等“十個沒有”。正因這樣，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局部執政尤其是黨內政治生態的建設，更彰顯出清正廉潔的一代新風，在中國共產黨建設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