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東朗：《中國共產黨編年史》的重要學術價值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著的《中國共產黨編年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下簡稱《編年史》），展現了中國共產黨誕生、發展、壯大并取得輝煌勝利的歷程，反映了黨的不懈奮斗史、不怕犧牲史、理論探索史、為民造福史、自身建設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義和現實意義。同時，僅從深化中共黨史研究乃至中國現代史研究而言，其學術價值也是非常突出的。

第一，敘事翔實，大幅度拓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內容。一是，這部書共計29卷、900多萬字，著重記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對外關系、黨的建設等各方面的重要活動，是迄今為止內容最豐富、體量最龐大、最為全面系統地反映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的編年體黨史基本著作。翔實的歷史內容和系統的歷史過程，是《編年史》的一個重要亮點和鮮明特點。二是，《編年史》按年設卷、每月成章、逐日記述，以編年體為主、輔之以紀事本末體的架構和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的寫法，在全方位地展現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歷史大事要事、主要線索的同時，保存了豐富的歷史細節，見人見事，許多細節具體而生動。特別是將黨的許多重大活動的前因后果、來龍去脈展現得非常清楚，有助于讀者和研究者對相關史實作全面了解和系統把握，增強歷史感悟。

第二，史料豐厚，以權威、最新、綜合見長。這部書在史料方面，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以第一手和權威史料為基礎。《編年史》主要依據《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及黨的其他重要歷史文獻；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的選集、文集、年譜、傳記；中國工農紅軍，八路軍、新四軍和黨領導下的其他抗日武裝，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史、戰史資料等，史料非常扎實。二是，確保使用的資料為最新版本。如《毛澤東年譜》使用的是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版，《周恩來年譜》使用的是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劉少奇年譜》使用的是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朱德年譜》使用的是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毛澤東傳》《周恩來傳》《劉少奇傳》《朱德傳》等也是最新版本。另外，還有2024年5月出版的《習仲勛年譜》。這些都體現了黨史研究和文獻編輯的最新成果。三是，綜合匯集了各方面的史料。《編年史》將黨的某一決策和活動的提出、實施和演進等過程中，中共中央和各地的黨政軍群組織的互動、相關方面的討論等史料，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做了比較集中的整理和記述，非常便利讀者對相關過程作整體全面的了解。立足于史料，以豐厚的史料充分地反映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相關史實，是本部書的又一個突出且鮮明的特點，它彰顯了《編年史》深厚的歷史維度和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捧讀它，猶如品賞學術盛宴，特別“解渴”。

第三，背景清晰，對黨的活動的反映立體感強。《編年史》依據編寫體例，將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活動放在其所處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中，照顧到當時黨所面臨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形勢，歷史現場感強烈。如此具體的歷史場景的展現，有助于更深刻地感悟黨在當時具體條件下的決策和活動，從而更貼近本原地去觀察和認識相關歷史，更準確地把握和辨析相關歷史，從中吸取經驗教訓，獲取歷史智慧和精神力量。歷史活動總是依據一定的歷史環境和歷史條件進行的，認識歷史必須把握歷史背景，這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要求。《編年史》在這方面是一個成功的范例。

第四，學術規范，確保史學研究的嚴謹性和可信度。《編年史》的編寫嚴格遵循了學術規范。除了前述的編寫時大量運用第一手史料和吸納最新資料外，《編年史》還注意吸收近年來的最新研究成果；堅持論從史出，對相關歷史做畫龍點睛的評價；采用了“孤證不立”的編寫原則；重大事件有2種以上說法的，進行考證，對不同說法用學術注釋加以說明；記載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重大活動，都明確標注出處；等等。以上這些方面，都彰顯了《編年史》的學術規范性。

作為900多萬字的鴻篇巨制，《編年史》有很多特點，而以上幾點尤為突出地反映了其重要學術價值。《編年史》比較全面、系統、立體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學術性、可讀性、生動性，是一部研讀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重要史籍。相信它的出版，將助益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研究的深化，推動中共黨史學習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