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振榮：共產黨人求是之光——學習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2020年9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來湘考察在長沙召開基層代表座談會時談到，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就強調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范，指出毛澤東認為調查研究的方法“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第二是開調查會”。9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考察工作結束時的講話中又強調，共產黨人要站穩人民立場，“1927年初，毛主席深入調研，撰寫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當前，在切實把深入開展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成果，轉化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成效之際，重溫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于深學深悟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精髓要義，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在大革命暗潮涌動的緊要關頭，毛澤東領命調研
1926年下半年，隨著國共兩黨共同領導的北伐大革命的勝利進軍，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迅速發展起來。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貪官污吏和舊惡勢力等各種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統治制度，由此引發了深刻的農村社會大革命。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引起國民黨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紳的恐慌。他們攻擊農民運動“糟得很”“破壞了社會秩序”“擾亂了北伐后方”，是“痞子運動”。他們甚至動用武力鎮壓農民運動，與農民運動對抗。在此背景下，民族資產階級和革命隊伍內的中間派也開始動搖起來，說農民運動已經“越軌”了，應該加以限制。農民運動的發展也遭到黨內一些人的懷疑和責難。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陳獨秀在會上說湖南工農運動“過火”“幼稚”“動搖北伐軍心”“妨礙統一戰線”。這次會議錯誤認為，當前“各種危險傾向中最要的嚴重的傾向是一方面民眾運動勃起之日漸向‘左’，一方面軍事政權對于民眾運動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漸向右。這種‘左’右傾倘繼續發展下去而距離日遠，會至破裂聯合戰線，而危及整個的國民革命運動”。據此，會議規定當時黨在農運上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農運動的發展，反對“耕地農有”。會上作出的《關于湘鄂贛三省農運議決案》，也錯誤地對湖南農運進行了很大程度的否定和限制。
此時已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的毛澤東也參加了會議，和中共湖南區委書記李維漢一樣，對限制工農運動的策略不滿，并提醒中共中央注意：“右派有兵，左派沒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會后，陳獨秀連忙找李維漢談話，命令湖南區委對農民“過火”行為加以糾正，并當面交待在場的毛澤東回湖南協助中共湖南區委糾正農民運動“過火”行動。面對國民黨右派的斥責誣蔑和黨內政策的右傾，毛澤東深感震驚和不安，但他沒有與陳獨秀爭論。為了取得對農運的第一手資料，以事實擊退黨內外攻擊農運的反革命逆流，毛澤東當機立斷，決定放下手中的各種重要工作，從調查研究入手，領命回到湖南考察農民運動。
對待農民運動的態度是革命的大是大非問題，調研必須有充分的代表性和廣泛性
1926年11月初，毛澤東赴上海就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上任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訂《目前農運計劃》，對全國范圍內發展農民運動作出了通盤部署，并赴長江沿線一帶視察農運情形。當時中共中央特別會議所作的決議已使農民運動問題再次成為社會各界矚目的焦點，對農民運動尤其注重的毛澤東，深感問題的重要性，這絕不是一個局部、暫時的問題，而是一個左右革命全局、決定中國命運的大問題。毛澤東急于回到湖南，絕不是因為湖南是毛澤東的家鄉，這時的湖南已成為全國農民運動的中心——到1927年1月，湖南農協會員有200萬人，能直接領導的群眾超過1000萬人，差不多一半的湖南農民都已組織起來，涌入革命洪流。考察中國農民運動，湖南是最有代表性的地方。
在湖南如何考察？1926年12月28日長沙《大公報》是這樣報道的：中央黨部執行委員毛澤東，擬于日內分赴湖南寧鄉、新化、衡山、衡陽、湘潭、醴陵、寶慶、攸縣、武岡、新寧等十余縣巡視黨務狀況。湖南省黨部委托毛澤東：考察各種糾紛之原因，指導解決方法；宣傳農工運動之重要；解釋開米禁問題；指示民食問題具體方法；注重全國的革命問題，現尚是軍政時期；宣傳中央聯席會議的議決案。從上述報道看，毛澤東此行的公開身份，是國民黨中央黨部執行委員，實際上，毛澤東是雙重身份。毛澤東于12月17日從漢口到長沙，后參加了湖南全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和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在大會上作《工農商學聯合的問題》演說，指出：“國民革命是各階級聯合革命，但有一個中心問題。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一切都要靠農民問題的解決。”12月底，經與中共湖南區委商定，為參加湖南農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開辦一短期訓練班，毛澤東先后三次作了關于農民問題及調查方法的報告，為即將開始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作了充分的準備。
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之深入、之細致、之翔實，開黨內調查研究之先河
從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澤東先后在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進行了農民運動考察。這次考察有如下鮮明特點：一是時間久、行程長、抓得緊。湖南農民運動五縣的考察，為期32天，其中湘潭前后6天，湘鄉前后6天，衡山前后9天，醴陵前后8天，毛澤東步行700余公里。調查正值湖南的寒冬臘月、春節前后，毛澤東日夜兼程，沒有半天閑暇：臘月二十四，南方過小年，當天趕往醴陵，當晚召開各部門負責人座談會；大年三十，在東富村召開座談會；正月頭兩天經龍鳳庵調查，還訪問了北三區農會負責人。32天有15個晚上在開座談會或聽取情況匯報。二是輕車簡從，直奔主題。調查期間，毛澤東身著藍布長衫，腳穿布鞋，手提布袋，裝著毛筆、墨盒、紙張，在鄉村小路上奔波，只許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監察委員、省農協執委戴述人（中共黨員）一人陪同，拒絕各地車馬接送。吃住在縣委負責人或縣鄉農協委員長家。每到一地，他都直奔主題，了解農民運動發動情況、打擊土豪劣紳情況、共產黨組織建設狀況以及與國民黨縣區鄉黨部（分部）關系。三是召開多種類型調查會，廣泛接觸各界代表。毛澤東每到一地，都要廣泛接見縣委、工會、商協、學聯、婦聯、青年社、農協等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或單個交流，或集體座談；既召集當地知名人士、開明紳士、社會賢達座談，聽取意見、建議，也到農協會員家走訪慰問。調查期間，召開各類型調查會達30多場次，在衡山世上沖章堂召開600余人的群眾大會，在醴陵文廟坪召開農協會員大會，發表長篇講話。四是細細問、細細聽、細細記、細細辨。毛澤東在考察的首站湘潭縣塔公祠、銀田寺召開座談會時，就向群眾發問：我請你們談情況，如區鄉農會的組織發展如何？農會干部成分怎樣，辦事公道不公道？農會辦了些什么好事？你們的對頭（指地主豪紳）現在情況怎么樣？你們怎樣對付？工作中還有什么困難？大家聽了很高興，都爭先恐后地發言。毛澤東邊說、邊問、邊記，中間不時插話解答一些問題。一位鄉農協代表說他們鄉實行“貧農一統天下”，毛澤東表示，把中農都關在門外不好。貧農是革命先鋒，人數大約是70%吧，但只靠貧農還不夠，把占20%多的中農聯合起來，就是一大把筷子了，誰也折不斷了。在衡山戴聘公祠座談時，世上沖支部書記匯報說，世上沖農協管轄10多個鄉農協，但僅有一個人數不多的中共支部，三個鄉農協才有一個共產黨員。黨的領導薄弱，出了不少“亂子”……毛澤東聽得很入神，邊聽邊記錄，忘記了手中的“喇叭筒”燃上手指了。盡管因時間關系，原計劃考察寧鄉、新化、寶慶、攸縣、武岡、新寧等縣未能成行，但這次考察深入、細致、翔實，堅持走群眾路線、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作風，開黨內調查研究之先河，成為黨內調查研究的典范。
調研既要有透過現象抓本質的能力，又要有堅持實事求是的勇氣
調查結束后，毛澤東就開始認真整理調查資料。1927年2月12日，毛澤東由長沙回到武昌，僅用4天時間就完成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初稿。考慮到還需要進行修改，2月16日，毛澤東就考察活動的基本情況向中共中央作了報告。指出：“在各縣鄉下所見所聞與在漢口在長沙所見所聞幾乎全不同，始發見從前我們對農運政策上處置上幾個頗大的錯誤點。”并報告了自己在考察過程中糾正了幾個主要錯誤：以“農運好得很”的事實，糾正“農運糟得很”的議論；以“貧農乃革命先鋒”的事實，糾正“痞子運動”的議論；以從來并沒有什么農村聯合戰線存在的事實，糾正農協破壞了聯合戰線的議論。對今后農運的方針政策，毛澤東還提出了十點意見。大約一個星期之后，2萬余字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才正式完成。考察報告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回答了人們對農民運動不同看法的問題，旗幟鮮明地亮明自己的立場和觀點；第二部分則具體介紹了湖南農民運動的十四件大事，并“請讀者們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說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紳們吧！”。《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及時明確地提出了解決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問題的理論和對策：毛澤東熱情支持農民運動，稱贊“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他在報告中指出建立農民政權和農民武裝的重要性，極力主張“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毛澤東精辟地分析了農民的各階層，指出貧農是農村中最具革命精神的力量，是“革命先鋒”，“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能夠帶來新發現的革命膽識是一種非常罕見的能力，它尤其需要一種獨立精神和一種判斷能力，前者使人足以擺脫流俗觀念的影響，而后者則使人透過表面的現象，抓住潛藏的實質。《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是毛澤東以非凡革命膽識寫就的經典著作，不僅充分體現出毛澤東非凡的理論獨創精神和判斷能力，還充分彰顯了毛澤東敢于堅持實事求是、敢于斗爭的勇氣和毅力，正如《毛澤東選集》收錄此文時按語所說：“毛澤東此文是為了答復當時黨內黨外對于農民革命斗爭的責難而寫的。”當時黨內以陳獨秀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不愿意接受毛澤東的意見，而堅持自己的錯誤見解。他們的錯誤，主要是被國民黨的反動潮流所嚇倒，不敢支持已經起來和正在起來的偉大的農民革命斗爭。
成功的調研與決策，引領黨的事業健康發展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完稿后，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刊物《戰士》周報從1927年3月5日至4月3日第35、36、38、39期率先連續刊登。與此同時，《湖南民報》也每天刊發。漢口《中央副刊》頭版頭條、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周報于1927年3月間刊發了報告的前兩章。剛接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瞿秋白慧眼識珠，向全黨推薦此文，通過黨創辦的長江書店印制單行本廣為發行，并滿腔熱情地為之作序，贊頌毛澤東是“農民運動的王”，“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戰線去奮斗，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俄文版5月27日轉載《向導》刊發的部分。6月12日，《共產國際》英文版也進行了轉載。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布哈林在執委會第八次擴大全會上推薦了這篇《報告》，贊揚其“文字精練，耐人尋味”。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繼《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之后，又一篇指導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農民革命斗爭的綱領性文獻。這篇報告發表后，很快就受到黨內特別是廣大農民群眾的熱烈歡迎。它在歷史緊要關頭，為革命進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動了農村大革命運動深入發展，引領湖南農民運動進入新的階段。到1927年4月底，湖南全省農協會員增到518萬人，馬日事變時達到600萬人；黨員由1927年1月的6000余人，到馬日事變前，發展到全省60余個縣有黨組織，黨員人數在2萬左右，新發展的黨員中農民黨員占90%。同時，全國各地農民運動也蓬勃發展，湖北省由1927年2月50萬農民協會會員到6月發展到284.2萬人；至1927年6月，農民協會組織已遍及全國17個省份，農會會員約940萬人。這篇報告也加深了毛澤東對農村、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為秋收起義后開辟中國革命新道路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為即將到來的土地革命做了輿論準備和思想動員。同時，也加速了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和中國農民的了解，使共產國際開始認識到中國農民偉大的革命力量，這為后來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中重新思索中國革命道路，逐漸對毛澤東提出的新的革命道路從注意到重視打下了堅實基石。《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是做好各項工作的基本功。”重溫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于我們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調查研究的系列論述，繼承和發揚老一輩革命家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的優良作風，扎實修好這一謀事之基、成事之道的基本功，著力推動在全黨開展的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成果常態化、長效化，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