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振榮：毛澤東對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形成和確立的重大貢獻

2013年12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說：“我們要自覺堅定實事求是的信念、增強實事求是的本領，時時處處把實事求是牢記于心、付諸于行。”2020年9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岳麓書院考察時，駐足“實事求是”匾額前，作出“岳麓書院是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一個策源地和有重要影響的地方”的重要論述，這一全新定位，內涵豐富，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值得我們就實事求是作更深刻的理論探索和歷史溯源。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形成和確立，經歷了漫長時間，過程坎坷曲折，毛澤東的求學及革命斗爭實踐，對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形成和確立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永載史冊的重大貢獻。

在湘學士風影響下的成長和求學歷程中，傳承實事求是的風骨血脈

實事求是是開啟毛澤東人生的一把鑰匙，他從小就受到農村社會和農民群眾樸實觀念的影響。生活在舊中國韶山農村靠種田為生的農民群眾，大多克勤克儉、厚道樸實。少年毛澤東深受這種樸實觀念的影響。他從6歲起就做一些家務和農活，如拔草、放牛、拾糞、砍柴，識字后也幫父親記賬。特別是十四五歲時，他成天與家中雇的長工一同干活，犁、耙、栽、割，全套農活樣樣在行。長工們常對他說，種田種地、侍弄莊稼就要實實在在，來不得半點花架子。這段經歷，磨礪了他吃苦耐勞、勤快樸實、不怕艱難的性格，在其心路歷程中算是實際、實在等樸實觀念的萌芽。

從樸實觀念出發，毛澤東深感舊社會的種種不公，從而要反抗黑暗的現實并尋找一條解放窮苦農民的道路。少年毛澤東生在農村、長在農村，他對農民的實際疾苦體會很深。毛菊生是毛澤東父親毛順生的堂弟，家境貧苦，靠著7畝水田勉強度日。在毛菊生最困難的時候，毛順生乘機買下了這片水田。毛澤東與母親知道后極力反對，但反對無效。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談到這件事時說：“我后來思考這些事，認清只有徹底改造這個社會，才能根絕這類事，于是下決心要尋找一條解放貧苦農民的道路。”上學后，少年毛澤東最愛讀被塾師稱為“閑書”和“雜書”的《水滸》《西游記》《三國演義》《精忠岳傳》《隋唐演義》等舊小說，他發現這些小說中，農民屢屢遭受不平等對待，于是反抗者成了他心目中的英雄。當他在舊小說里關注的事情，在現實社會中發生的時候，他自然而然地同情那些被逼走投無路的百姓。1910年4月，長沙發生饑民暴動，到巡撫衙門請愿的饑民被當場打死14人，這件事令他極為痛心，影響了他的一生。他敢于揭露并深刻分析當時黑暗的現實，能走入現實，又能走出現實，從現實出發找出路、尋答案。

從哲學層面毛澤東開始對湘學和新學的實事求是觀念進行深入思考，培養了他唯實、唯理、唯行的風骨。1910年秋，毛澤東立志出鄉關，離開閉塞的韶山，考入湘鄉縣東山小學堂。在這里，他目觀了1907年嵌刻的《東山書院記》石碑，碑文極盡“文教育人、來軫方遒，湖湘奮起、共拯時艱”的愿景，其“用能實事求是，以稱雄于五大洲”的呼聲振聾發聵，催人奮進。1911年后，他先后考入湘鄉駐省中學堂、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學）、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后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在此期間，他還到湖南省立圖書館自學半年。這一時期，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吸收和選擇，自然深受湘學士風的影響。“實事求是”源于東漢班固撰寫的《漢書》，指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后湖湘士人用經世致用加以闡釋。一心修學儲能的毛澤東兩次寄讀于岳麓書院，對講堂正門懸掛的“實事求是”的匾額留下深刻印象。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以下簡稱“湖南一師”）規定的《教養學生之要旨》里，專列一條：“國民教育趨重實際，宜使學生明現今之大事，察社會之情狀。”青年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求學、工作的8年時間里，這一規定無疑在他心靈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顧炎武以“實學”代替“理學”的主張，王夫之“行先知后”的學說，顏元的“心中思想，口中討論，盡有千萬義，不如身行一理之事”的觀點，深深影響著毛澤東。他在《講堂錄》里記下不少這方面的言語，如“實意做事，真心求學”；“古者為學，重在行事”；“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毛澤東認識到社會實踐的重要性，他認為不僅要讀“有字之書”，還要讀“無字之書”。1917年暑期，他邀了蕭子升外出“游學”，歷時1個多月，走了900多里路，游歷了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5個縣，寫了許多筆記，同學說他“身無分文，心憂天下”。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東岸，經湘陰、岳陽、平江、瀏陽幾縣，游歷了半個多月。這樣的“游學”，毛澤東在校期間進行過幾次，從中可以追溯他一生注重調查研究的源頭。1917年護法戰爭期間，一支3000多人的潰軍在湖南一師南面附近徘徊，擔任學友會總務的毛澤東組織學生，展開了平生第一次軍事行動并取得了勝利，使長沙免于一場兵災。事后，人們稱贊他“渾身是膽”。他的大膽并不是蠻干，而是基于對情況的明了和事先的深思熟慮。一邊受湖湘文化滋養，一邊在哲學、倫理學的王國里遨游，毛澤東認為，人的一生是短暫的，不能脫離現實去追求虛幻的理想和價值，要爭取在有限的時間里實現自我。他說：“吾人務須致力于現實者。如一種行為，此客觀妥當之實事，所當盡力遂行；一種思想，此主觀妥當之實事，所當盡力實現。”在湖南一師學習期間，他登報征友、游學訪貧、探討交流，在治學方法上，已經否定了埋頭故紙、皓首窮經、脫離實際的學風。湖湘文化崇尚務實的傳統，在他的求學環境里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化氛圍，涵養了他注重現實實際、注重調查研究的性格。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性嘗試中，豐富實事求是的深刻內涵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把握本原——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相統一的哲學理解。五四運動前期，毛澤東的思想中有一個最突出的根本點，就是首先要把握住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它的意思，是在面對萬千事物時，要從大處著眼，首先抓住它的根本。把根本抓住了，其他枝節問題才能迎刃而解。以后，他也常強調要善于抓住要領，抓住主要矛盾，強調綱舉才能目張，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他把本原通俗地說成是宇宙之真理，認為拯救中國也必須從尋求本原開始。他大聲疾呼：“今吾以大本大原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毛澤東的本原思想，清晰地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即從改造世界的實踐中，認識事物的規律，再將規律性的認識轉化為實踐——通過人的主觀能動性認識“實事”中的“是”，用“是”來指導實踐活動，這正是毛澤東對“實事求是”的哲學理解，是一種典型的中國馬克思主義。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注重實際——與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相一致的智慧選擇。在湖南一師的日子里，毛澤東周圍逐漸聚集起一批追求進步、志同道合的青年，其中很多是湖南一師的學友，包括有些已畢業的。他們大多是楊昌濟的學生，都有一種“奮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觀”。他們多來自農村，了解民間疾苦，充滿著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樸實而充滿朝氣。歷經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洗禮，毛澤東的世界觀發生轉變。他用心閱讀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等介紹的馬克思主義書刊，熱心地搜尋那時能夠找到的為數不多的中文本共產主義書籍，開始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社會實際。1919年7月，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發表《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文章贊揚戊戌維新時期湖南思想活躍，同時指出那時思想界存在的自大、空虛、“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孔子為中心等弊端，批評那時的思想“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不容易引入實際去研究實事和真理”。在留學成為時尚的風氣中，毛澤東堅持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國實際國情，才能更好地研究和學習外國。1920年3月14日，毛澤東寫長信給周世釗，談國內研究和出國研究的先后等問題。信中說：“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微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是毛澤東對東西方文明、國內外現狀理性思考后作出的選擇，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智慧。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奠基初心使命——與馬克思主義科學性相符合的執著追求。五四運動之后，全國各種宣傳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湖南學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創辦《湘江評論》，并聘請他擔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他在傳播和研究這股新思潮時，把近代以來世界上發生的社會變革歸結為一點：“各種改革，一言蔽之，‘由強權得自由’而已。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為‘平民主義’。”過去他一直著重致力于從精神方面來探討宇宙的大本大原，很少注意決定精神觀念的社會物質基礎。在五四運動大潮的有力沖擊下，他的視野頓時變得開闊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自‘世界革命’的呼聲大倡，‘人類解放’的運動猛進，從前吾人所不置疑的問題，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縮的說話，于今都要一改舊觀，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縮者不畏縮了。”他開始轉向現實問題的研究，關注的焦點也轉向整個社會的改造問題，開始走向歷史唯物主義并以此觀察社會歷史。他表示，今后要“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研究實事和真理”。以往，毛澤東的主要注意力一直在教育圈子里，總是極力推崇圣賢在歷史上的創造作用，殷切期待“大哲學家”“大倫理學家”出世，擔當起改造人們思想和世界的重任。如今，他感到需要有一個“透底的變化”了。從而明確提出實行社會改造的“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為此，他號召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聯合起來，為減輕地租捐稅、解決吃飯問題進行抗爭；號召學生、教員、婦女各界根據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聯合起來，最終實現民眾的大聯合。這是他思想上的一個重大變化。成立新民學會、組織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創辦《湘江評論》、發動驅張運動、創辦文化書社、成立湖南共產黨早期組織，在黨的一大召開前，毛澤東已經具有許多實際活動經驗。但在黨的一大會議上，他不像其他精通外文、飽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代表那樣引經據典、滔滔不絕大談理論，而是“很少發言，但他十分注意聽取別人的發言”，他在聯系實際思考和消化其他人的意見。此時，他已經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了。他堅信一切正確的認識來源于客觀實踐，并在后來的革命斗爭中，成功地運用了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堅持一切從現實實際出發，賦予了實事求是更加豐富的內涵。

在轟轟烈烈的革命實踐中，熔鑄實事求是的磅礴力量

黨的一大后，毛澤東時時從實際出發，在湖南開始他建黨初期的革命活動。他創辦平民主義的自修大學，并申明“我們的目的在改造現社會。我們的求學是求實現這個目的的學問”。同時，他著手組建湖南地方黨組織，著手在工人和學生中發展黨員。他脫下長衫，換上粗布短褂，穿著草鞋，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去，先后在第一紗廠、電燈公司、造幣廠、黑冶煉廠以及泥木、縫紉、印刷等行業中吸收一些先進分子入黨。在學生中，他足跡到過自修大學、湖南一師、商業專門學校、第一中學、甲種工業學校、衡陽省立第三師范學校等，都有發展黨員或建立支部。1922年2月，中共湖南支部領導的最早的產業工人黨支部——中共安源路礦支部成立。毛澤東歷來不尚空談，依靠腳踏實地、從實際出發，這些工作開展得有條不紊，為后來開展工人運動打下了很好的基礎。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毛澤東先后領導發動了安源路礦、粵漢鐵路、水口山鉛鋅礦和長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大罷工，掀起了湖南工人運動的高潮。他依靠組織和群眾，培養骨干，注重策略，利用矛盾，爭取輿論，領導的湖南工人運動，罷工10次，勝利及部分勝利9次，失敗1次。從實踐中，他獲得了豐富的斗爭經驗。為此，在黨的三大上，陳獨秀總結中央和各地區工作時說“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

在工人運動力量相對薄弱，而軍閥的統治過于強大的事實面前，毛澤東特別看重農民運動的力量。他意識到，只有少數黨員，且無錢、無槍、無地盤的中國共產黨，只有與號稱擁有幾十萬黨員的國民黨合作，才能推動民族運動并使自身獲得大發展。1923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介紹湖南農民和工人運動的情況，強調農民問題的重要意義。在討論中，毛澤東以事實為依據，從革命形勢的實際出發，與多數代表一起著重批評了張國燾等不愿同國民黨合作的錯誤意見，也不同意馬林、陳獨秀主張的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觀點。大會最終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并努力擴大共產黨的組織。黨的三大后，毛澤東首次進入中共中央領導層。他在會上強調的“任何革命，農民都是最重要的”，被后來的歷史充分驗證。迅猛興起的農民運動成了社會各界矚目的焦點。國民黨右派攻擊農民運動“破壞了社會秩序”，是“痞子運動”。一些中間派分子也動搖起來，說農民運動已經“越軌”了，應該加以限制。關于農民運動的爭論，也反映到黨內。面對著復雜的問題需要作出決斷時，毛澤東歷來主張從調查研究入手，把事實先切實地弄清楚。從1927年1月4日開始，毛澤東歷時32天，行程700公里，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5縣，形成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用農民運動“好得很”的事實，糾正了“農運糟得很”的議論。

在革命危急關頭，毛澤東高舉武裝起義的旗幟，實行了“槍桿子”與“民眾運動”的實際結合。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7月15日，汪精衛叛變革命。中國共產黨從合法變成非法，由公開被迫轉入地下，形勢陡然發生逆轉。8月7日，毛澤東出席在中共歷史上有重大轉折意義的八七會議。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他征求意見，要他到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去工作。毛澤東回答：“我不愿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會后，他以中共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回湖南傳達黨的八七會議精神，領導秋收起義。秘密回到長沙，他首先對劇烈變動中的湖南社會情況和群眾心理狀態進行認真調查。他將調查結果向中共中央報告：“國民黨的旗子已經變成軍閥的旗子，只有共產黨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帶著調查得來的第一手材料，毛澤東堅決主張湖南秋收起義時“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不能再打國民黨左派旗幟。他在中共中央對如何根據實際情況來實行黨的八七會議制定的總方針還存在疑惑和迷茫的時候，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能旗幟鮮明而又切合實際地提出與中共中央以至共產國際代表不同的意見，充分顯示出他過人的膽識和實事求是精神。1927年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但當時全國革命形勢已走向低潮，反動軍事力量在各處都大大超過革命力量。起義部隊遭受巨大損失，進攻湖南中心城市長沙的計劃顯然已經無法實施。毛澤東根據實際情況，當機立斷，改變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義部隊停止進攻，退到瀏陽文家市集中。由于毛澤東對客觀形勢的清醒判斷，果斷放棄進攻長沙，把起義軍向南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保存了革命力量。在革命處于極端危險的緊要關頭，毛澤東憑借他對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深入了解，適時地改變策略和方向，為中國革命探索出一條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史上沒有走過、黨的其他領導人也沒能提出的正確道路。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從領導革命斗爭的成功實踐中感受到實事求是的磅礴力量。

在與黨內“左”傾、右傾錯誤的斗爭中，堅守實事求是的原則底線

堅持從實際出發，敢于同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作斗爭，是毛澤東極為突出的一個特點。從秋收起義到井岡山斗爭，再到開辟贛南和閩西革命根據地，不管局勢怎樣險惡，他從不放松對周圍環境進行周密的調查研究，努力按照不斷變化著的實際情況來決定行動方針，并且十分注意通過實踐的檢驗來修正或充實原有的想法。遇到問題，他從不滿足于枝枝節節的解決，而是從大本大原上去探求，這是他之所以能夠不斷提出創見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達到他的認知高度，各種爭議也就無法避免。爭議有的發生在紅四軍內部，有的發生在同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之間。1929年6月22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龍巖召開。代表們圍繞井岡山斗爭以來的各方面的問題進行爭論。會議錯誤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建設的流寇思想和必須堅持黨的集權制（當時對民主集中制的稱謂）領導原則的正確意見。大會改選了紅四軍黨的前敵委員會，在選舉前委書記時，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毛澤東在會上最后發言說：“現在還是要根據我們歷來的實際斗爭中間的經驗，加強這個政治領導，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軍隊要做群眾工作，要打仗，要籌款；至于會議對我個人有許多批評，我現在不辯，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他這個不正確。”會后，毛澤東被迫離開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休養并指導地方工作。毛澤東意識到，爭議的背后其實潛藏著兩種不同的思路：一種是堅持從實際出發，另一種則是從主觀愿望或書本上的現成結論出發。為了進一步統一全軍黨內思想，復職后的毛澤東，在軍內外進行了周密的調查，起草了“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黨的組織”“黨內教育”等8個決議草案，在1929年12月底召開的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獲得一致通過。古田會議決議成為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它系統地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如何建設成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這個根本性問題。決議提出糾正“唯心觀點”的方法之一就是：“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斗爭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們知道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古田會議后，毛澤東在尋烏進行了一次深入細致的調查，整理出8萬多字的《尋烏調查》。同一個月里，他寫出了《調查工作》一文，即著名的《反對本本主義》，這是他多年從事調查研究的理論總結。

在與“左”傾冒險錯誤作斗爭時，毛澤東始終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靈活處置，努力減輕危害。1930年6月，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錯誤在中共中央取得統治地位。“城市中心論”的錯誤觀點與毛澤東堅持先在農村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形成根本對立。盡管如此，毛澤東在執行中共中央決定時，始終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盡力避免盲目硬拼，機動靈活地使用兵力，從而避免了紅軍遭受大的損失，并在斗爭中繼續得到發展。當進攻長沙失敗后，又陷入嚴重爭議的處境時，他耐心地、一步一步地糾正部隊內部相當普遍的盲目執行上級命令和急躁的情緒，把紅軍的行動引入正確軌道。到1930年10月，紅一方面軍總人數已達4萬人，并且集中了兵力，統一了指揮，革命根據地也明顯擴大，從而為迎接即將到來的大規模反“圍剿”作戰創造了良好條件。

遵義會議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觀的勝利，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實事求是派的勝利。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可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又在中共中央取得統治地位，而且比之前的“左”傾錯誤持續時間更長、危害更大，幾乎使中國革命陷入絕境。在思想理論上，他們把毛澤東堅持的從實際出發、反對本本主義指責為“狹隘經驗論”，并在中央蘇區黨組織第一次代表大會（贛南會議）上將毛澤東排除在中央蘇區紅軍的領導地位之外。毛澤東在處境越來越艱難的情況下，堅持認為中央革命根據地從實踐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線和方針是正確的，是符合根據地實際情況的。盡管因此遭受嚴厲批判，甚至被解除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但毛澤東依然毫不隱諱自己的看法。他斷定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對形勢的分析、黨的任務規定和對黨內主要危險的判斷，是同實際情況完全不符的。從贛南會議到長征開始，長達3年的時間里，毛澤東受到來自黨內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他許多行之有效的正確主張被嚴厲地指責為“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保守退卻”“右傾機會主義”。在這種嚴峻的考驗下，毛澤東憑著堅強的信念、寬闊的胸襟、鋼鐵般的意志，堅守自己正確的符合實際的主張，同時又顧全大局，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做出自己的貢獻。利用這段時間，他讀了許多書，作了許多調查研究。事實不斷證明，毛澤東是正確的：失去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最終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喪失。中央紅軍以極其慘重的代價突破湘江封鎖線，中央的多數負責人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所致，開始重新考慮毛澤東的建議，改變原定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轉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共中央長達4年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的領導人，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此后，毛澤東根據形勢任務的變化，及時調整和完善軍事戰略方針，采取機動作戰的方針，四渡赤水、二占遵義、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擺脫了敵人的重兵包圍。其間，他與黨內對失去中央蘇區而缺乏勝利信心和存在懷疑不滿情緒等右傾思想以及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錯誤進行了堅決斗爭，堅持北上方針，引領紅軍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在對黨的歷史經驗系統總結中，形成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毛澤東寫下的《實踐論》《矛盾論》，為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紅軍到達陜北時，中國的政治局勢正處在重大的歷史轉折時刻，開始由國內戰爭向全民族抗日戰爭轉變。面對錯綜復雜、變化多端的國內外各種矛盾，到達陜北后，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經驗進行哲學總結，寫下《實踐論》《矛盾論》兩篇重要著作，這是他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成果，也是對曾經長期在黨內占統治地位的看輕實踐的教條主義這些主觀主義思想的有力批判，為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對“實事求是”作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闡釋。從遵義會議到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黨批判并糾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左”傾錯誤和全面抗戰初期的右傾錯誤，但是，由于沒有來得及在全黨范圍內對黨的歷史經驗進行系統的總結，特別是沒有從思想方法的高度對造成過去黨內歷次“左”、右傾錯誤的根源進行深刻的總結，黨內在指導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這種分歧，在一定時期內，在局部地區或某些方面繼續給革命事業帶來損失。在全黨開展一次整風運動十分必要。1941年5月，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對“實事求是”作了經典的闡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同年九十月間，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初步統一中共中央領導層的思想，全國各地黨的高級干部開始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從政治路線上分清是非，為全黨普遍整風作了準備。1942年2月，毛澤東先后作《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講演。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整風運動在全黨普遍展開。在全黨普遍整風的基礎上，從1943年9月起，黨的高級干部進一步討論和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由于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曾給中國革命帶來巨大損失，因此，批判王明的錯誤路線及其影響，成為整風運動的重要內容。毛澤東強調，檢討王明的錯誤，要用“歷史的方法，從實際出發的方法，自我批評的方法”，“要避免歷史上錯誤的斗爭方法”。

在黨的七大上，正式確立實事求是為黨的思想路線。1945年4月20日，黨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內若干重大的歷史問題作出正確的結論，使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的認識達到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一致。《決議》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增強了全黨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為黨的七大的順利召開奠定了思想基礎。至此，整風運動勝利結束。延安整風運動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方向，糾正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的錯誤傾向。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黨的七大隆重舉行，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被寫入黨章，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正式確立。之后，為我們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偉大勝利提供了強大的思想基礎。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屢經歷史和時間的考驗，是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以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精髓與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