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通道會議看長征中的中國共產黨

從通道會議看長征中的中國共產黨

陳晉

1934年12月12日，在長征的危急關頭，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舉行緊急會議，討論戰略行動方針問題。會議根據多數同志的意見，采納了毛澤東西進貴州的主張，通過行軍路線的“轉兵”，避免了中央紅軍按原計劃北上，鉆進敵軍重圍的危險。這一點，是黨史上提到通道會議歷史作用時，一再強調的。

如果把通道轉兵看作是“長征”復雜歷史鏈條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放在長征之于中國共產黨的特殊歷史意義中來研究，那么，我們可以說，通道會議在長征中黨的戰略轉變、思想自覺和組織成熟三個方面，都起到了“開端”的作用。其意義是很重大的。

第一，通道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長征中實現戰略轉變的開端。

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根據戰爭形勢的變化，對戰略轉移方向進行了多次調整，有七次說，有十次說，還有十三次等多種說法，最終才做出了“落腳陜北”的戰略決策。在這個過程中，通道會議是中央紅軍改變長征戰略方向的第一次嘗試。

長征開始時，中央紅軍的戰略方向是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但國民黨方面已經判斷出中央紅軍的戰略意圖，在通往湘西的路上，布下20萬重兵，對紅軍張網以待。很明顯，原定戰略方向行不通了。危急關頭，尋找新的戰略轉移方向，中國共產黨的當務之急。通道會議就是出于這一需要而召開的一次緊急臨時會議，是長征途中以中央領導層會議的規格討論戰略轉移方向的第一次。

盡管博古、李德堅持去湘西，會議也沒有對戰略行動方向做出正式決議，但是，通道會議在實質上采納了毛澤東西進貴州的行軍主張。會后，中革軍委發出“萬萬火急”電令，中央紅軍繼續西行。不久，12月18日的黎平會議便以中央政治局決定的形式，通過了毛澤東在貴州（川黔邊）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的意見，徹底否定了中央紅軍北上湘西的戰略方針。可見，通道會議為黎平會議《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作了重要準備。

長征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就是根據戰略形勢的變化，選擇合適的落腳點，創建重新出發的大本營。沒有戰略方向的調整轉變，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只能是死路一條。今天看來，調整轉變戰略方向，是情非得已，并不是那么了不起。但在當時“左”傾教條主義統治的政治生態中，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認識通道會議的難處，要立足于當時的實際；體會通道會議的作用，要立足于調整轉變戰略方向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生死攸關的作用。通道會議作為調整轉變戰略方向的開端，其作用在于事實上打通了此后一系列戰略方向討論和選擇的邏輯鏈條。

第二，通道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長征中形成思想自覺的開端。

在通道會議上，黨中央根據已經變化了的戰場實際，抵制一貫秉承共產國際旨意的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改變此前“畫圖式”的進軍路線，通過轉兵，邁出了中央紅軍在長征中從失敗走向勝利的第一步。邁動這一步，昭示著中國共產黨在長征途中開始了思想自覺。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的危局，究其原因，可以說是領導智慧和經驗有問題，也可以說是軍事指揮有問題，還可以從敵強我弱的客觀形勢上找原因，但歸根結底，是缺少獨立自主干中國革命，實事求是進行實踐決策的思想自覺。

長征初期突破四道封鎖線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自覺還沒有喚醒。中央紅軍突圍到湘西和紅二、六軍團會合，是報告共產國際的既定戰略計劃，博古主政、李德主軍的領導權威也沒有發生動搖。客觀地說，正是通道會議前幾天湘江血戰導致的慘重損失，廣大紅軍官兵和中央領導層，才開始深刻思考，照這樣的領導思路繼續走下去還行不行？于是，對前進方向才有了爭論，才有了調整和轉變。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思想自覺的開端。

在通道會議這思想自覺的開端上，領導層原來盲信的教條和共產國際權威動搖了，轉兵的決策符合實際了。正是從通道轉兵開始，中國共產黨在此后的長征途中，有了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精神和勇氣，并根據實際情況來進行決策。這其中，遵義會議的召開，是個最顯著的標志。從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有了長征北上路線的堅定方向，有了戰略戰術風格的煥然一新，有了處理黨和紅軍團結問題的正確辦法，更不用說長征到達陜北后為創造新局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了?？傊?，有了思想自覺，最根本的變化是中國革命從被動應付轉而開始形成主動局面，就像斯諾在《西行漫記》里說的那樣，中國共產黨“把原來可能是軍心渙散的潰退變成一場精神抖擻的勝利進軍”。

第三，通道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長征中走向組織成熟的開端。

通道會議是毛澤東被排擠三年后第一次在中央領導層有了發言權，并且是他力主轉兵。也正是從通道會議開始，毛澤東獲得廣大紅軍官兵和中央領導層擁護之勢，一目了然，進而在一個月后的遵義會議上，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后不久，常委分工，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毛澤東成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實質上接過了紅軍的軍事指揮權。

在長征途中，軍事工作是第一位的，占到了黨中央日常工作的絕大部分，其余的工作都是服務于軍事工作這一中心問題的，相比之下，至于誰在黨內負總責，怎么排名，并不是特別重要，關鍵是誰能夠領導紅軍打好仗。只有在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在戰爭中讓黨和紅軍轉危為安的人，才能真正成為黨的領袖。所以，在長征中，軍事指揮問題的解決，也意味著組織路線的日漸成熟。

應對和處理危機，是對領導者的領導素質、領導能力和領導權威最嚴峻也是最全面的考驗。在危機中，人們普遍地渴望通過權威決策來消除危機帶來的不確定感，由此產生新的領導權威和領導群體。黨內領導層在長征途中不是沒有爭論，從遵義會議前的通道會議開始，到遵義會議后的茍壩會議、會理會議等等，可以說爭論不絕如屢。但是，他們的爭論，無不是為了黨和紅軍的前途命運，沒有摻雜個人的私利；無不是為了形成共識，尋找步調一致的基礎；無不是在有了共識后，團結配合，一心一意不打折扣地執行黨的決議。而爭論的結果，常常是毛澤東的意見占據主導地位。這些都表明，一個成熟的領導群體和領導核心走在走向成熟。

鄧小平在1989年兩次談到，“以前的領導都是很不穩定，也很不成熟的。從陳獨秀起，一直到遵義會議，沒有一屆是真正成熟的?！薄拔覀凕h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劉周朱和任弼時同志，弼時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陳云同志?！秉h的組織成熟，意味著黨的領導集體的穩定，這對中國共產黨經受各種考驗，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中始終處于領導核心地位，至關重要。鄧小平1989年提到的以毛澤東核心的黨中央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6位重要成員，包括他沒有談到的自己，無一例外都是長征的參加者和領導者，除了任弼時外，還都參加了遵義會議。這看起來是偶然的，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在千難萬險的危機中奮斗過來，親身經歷或推動重大歷史轉折的人，其政治智慧和思想方法，經驗意志和克服困難的勇氣，均得到了非同尋常的錘煉。毛澤東成為黨的領導核心，正是在湘江血戰出現生死存亡的危機后被選擇和接受的；他的思想智慧和領導能力，更是在長征途中經歷千難萬險的實踐考驗后被全黨認識和推崇的。而這一切的開始，便是通道會議。

長征勝利80年了，通道會議82年了。穿梭的光陰湮隱了許多事情，但長征對于中國共產黨的特殊意義，卻歷久彌顯，給我們不少現實啟發。比如，長征途中戰略方向的調整轉變，是黨領導工農紅軍取得長征勝利很關鍵的因素，它表明中國共產黨具有強大的與時俱進和自我調適能力。長征途中的思想自覺，體現的是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這樣的精神自覺，已經成為我們今天堅定走中國道路的思想基礎。長征途中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逐步形成，標志著我們黨在組織上走向成熟，是我們黨在此后的斗爭中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組織保障。這些，都啟示我們，在開展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我們理應樹立和強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與文化自信，必須自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領導權威，貫徹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在實干苦干中提升能力，在困難面前勇于擔當。

不忘初心，繼續前進，這正是我們今天在這里舉辦學術研討會的意義所在。